原告沈陽市某總公司

被告沈陽市公安局某區公安分局。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被告某區公安分局在偵查犯罪嫌疑人康某票據詐騙一案中，證據保全扣押了原告塔納轎車一臺。這臺車是康某以空頭支票從被害人處購得，在汽貿公司賣給原告。康某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６日被刑事拘留，１１月８日被逮捕，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被提起公訴，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經某區法院判決其犯票據詐騙罪處有期徒刑１１年。被告某區公安分局對扣押的桑塔納轎車沒有隨案移送，也沒有移送證據清單，故法院刑事判決后，沒有返還被害人贓物。

因被害人上訪要求返還車輛，被告某區公安分局于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１日作出告知書，告知原告扣押的桑塔納轎車要返還被害人并交代如有異議可以在接到通知書后１５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原告向某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被告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１日作出告知書。

某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對其在行使刑事偵查職能過程中扣押的財物實施返還的行為，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授權范圍而作出的，是刑事司法行為，不是具體行政行為。原告的起訴不符合行政訴訟的起訴條件。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案件受理費５０元由原告承擔。

宣判后，原告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經審理本院認為：按照刑訴法的規定，對于扣押的刑事犯罪證據，應當依法隨案移送。本案，涉及的車輛是被告在刑事偵查中扣押的主要犯罪證據，應當隨案移送，被告沒有依法移送，其做法是缺乏法律根據的。對應當移送的證據沒有移送造成的后果，被告進行善后處理，沒有刑訴法的明確授權，應當認為是行政管理行為，屬于行政受案范圍。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０日作出〔２００４〕沈行終字第３５５號裁定書，撤銷一審裁定，指令繼續審理。

此案是新類型案件，目前在我市尚屬首例。在處理過程中，一、二審認識上不一致，分歧的焦點在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１條第２款第（２）項的規定。

這一規定是：（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行為不服提起訴訟的，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２）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筆者認為正確理解這一條款，關鍵在于明確刑事偵查過程中，偵查機關的行為不一定都是司法行為，也有行政行為，應掌握二者的區別。司法行為不受行政訴訟司法審查，但是它的范圍有限制。在刑事偵查中，偵查機關可能實施一系列行為，其中有司法行為也有行政行為，二者的區別是：司法行為必須是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的行為，如：刑事立案、偵查、刑事拘留、扣押證物、隨案移送證物等都是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的行為，是司法行為；在刑事訴訟法中沒有明確授權，偵查機關依行政法規、規范性文件作出的行為，即使是與偵查的刑事案件有聯系，也只能是行政行為，如：沒收、違法收審、處理行為等。公安機關處理證據的行為在刑事訴訟法中沒有明確授權，只能認為是行政行為。

本案被告某區公安分局強調刑事訴訟法第１９８條規定了公安機關有處理贓物的權利，沈河區人民法院認為公安機關處理贓物屬于刑事訴訟法授權范圍都是缺乏根據的。因為，涉及的贓物是已經移送到法院的案件的證據，不是公安局釋放、不移送起訴的案件扣押物。

從刑事訴訟法第１９８條第２款的規定看，對作為證據使用的實物應當隨案移送，對不宜移送的應當將清單、照片或其他證明文件隨案移送。這說明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公安機關的是隨案移送實物證據，并沒有授權其自行處理作為證據的贓物。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精神，下列情況屬于不宜移送的實物：１、大宗的、不便搬運的物品；２、易腐爛、霉變和不易保管的物品；３、禁品、槍支彈藥、易燃易爆物品、劇毒物品以及其他危險品。對于不宜移送的實物，由扣押機關開列清單，并附原物照片和封存手續，注明存放地點。這說明，第一，車輛不是不宜移送的實物證據；第二、即使是依法不移送的實物證據，也應當移送清單和注明存放地點，扣押機關只是盡保管義務，沒有擅自處理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