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新刑法關于無限防衛權的規定有悖于權利有限說,容易弱化對不法侵害者應有合法權益的保護,誘發更嚴重的暴力犯罪,導致防衛人與犯罪人兩敗俱傷的結果,也不符合國際社會防衛權發展的總趨勢。在司法實踐中,應限制這一權利的行使。關鍵詞:無限防衛權限制我國新刑法典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對該條款的規定,有些學者概括為無過當之防衛”的規定,[1]有的學者將其概括為無限防衛權”的規定,[2]還有的稱之為特別防衛權”的規定。不論如何概括,都說明刑法典賦予公民對特定不法侵害以無限防衛權。對刑法無限防衛權的規定,理論界褒貶不一,贊成者頗多,批評者也不乏其人。本文對無限防衛權規定的利弊予以探討,以引起對無限防衛權的再認識。一、正當防衛權的歷史演變及現代各國刑法的規定正當防衛從習俗到法律,由人的防衛本能到防衛權利,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眾所周知,在原始社會,沒有階級、沒有國家、沒有法律,人類社會沒有防衛權可言。盡管人與人之間、氏族與氏族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也不時地發生沖突、毆斗,但都是依靠親屬、群體的自衛力量予以制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假使一個氏族成員被外族人殺害了,那么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須實行血親復仇。”[3]隨著私有制的發展,氏族制度逐漸瓦解，血緣關系日趨松弛,復仇的對象由侵害者所在氏族的全體成員縮小為侵害個人。復仇的主體也由侵害者所在單位的全體成員縮小為被侵害者家庭成員。血親復仇逐步演變為私人復仇。[4]隨著國家的建立和法律的制定,國家維系社會正常秩序的刑罰權應運而生。對嚴重侵犯個人和國家利益的行為,主要借助于刑罰予以矯治,這便結束了以復仇作為自衛形態的歷史。正如有的學者提出:法律機構發達以后,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家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地被禁止了。”[5]復仇被國家刑罰取代,成為歷史的必然。國家刑罰權的加強,有利于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防止私刑的廣泛運用。但不可否認,刑罰權的行使,只是針對已然的犯罪。刑罰的適用,需經一定時間和訴訟程序,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往往束手無策,客觀上存在著刑罰適用的真空。這種真空現象,在合法權益遭受急迫的不法侵害時尤為明顯。[6]國家雖然對不法侵害人事后適用刑罰,但不法侵害行為造成的損害結果業已發生,無法挽回。為了避免國家刑罰權行使的不充分,為了公民的人身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法律允許公民在其人身或其他權利遭受正在進行的侵害,來不及求得官憲保護的情況下,可以暴力手段保護自身的利益。這就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正當防衛權。可見公民防衛權是對國家刑罰權行使不及時的補救措施,是由個人的防衛本能,發展為整個社會意識所認可的權利;防衛行為由私人報復行為,發展為合乎社會利益的法律行為。早在奴隸制時代的刑法中,就有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如,漢穆拉比法典第21條規定:自由民侵犯他人之居者,應在此侵犯處處死并掩埋之。”我國史書《周禮·秋官·朝士》記載: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這足以證明,在奴隸制時代,不少國家的刑法就含有正當防衛的規定,只不過當時的法律沒有直接規定為正當防衛罷了。封建時代,法律對正當防衛的規定更加詳盡,而且賦予公民以無限防衛權。如我國《漢律》規定:無故入室宅廬者,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實格殺之,無罪。”再如,1532年的卡羅林納刑法典對正當防衛作了明確規定:為了防衛生命、身體、名譽、貞操等不法侵害,可以實行正當防衛,直至把人殺死。”中外刑法的規定,均證明在這一歷史階段,正當防衛是沒有任何限制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