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訴變更制度是什么

各國刑事訴訟中的“提起公訴”均是以書面形式實現的，起訴書中所載明的被告人、犯罪事實和罪名標明了訴訟活動的對象，限制了審判及辯護活動的范圍。基于此，德國學者主張，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應承擔起“客觀性義務”，即檢察機關負有義務：不偏袒、公正地采取行動，全面查清事實真相，不得單方面地謀求證明被告人有罪。受刑事司法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檢察機關經過審查后提起的公訴，仍然可能存在著錯漏，即濫訴、漏訴、錯訴。為了追求實體真實，懲罰犯罪，各國在刑事訴訟法中均規定了公訴變更制度，以便及時矯正起訴指控中存在的錯誤。公訴變更制度實質上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錯誤矯正機制。

二、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中規定的公訴變更制度及其特點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對于公訴變更制度的規定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7條、第177條、第178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48條、第351條、第352條、第353條中。從上述規定看，公訴變更主要有三種形式，即變更起訴、追加起訴和撤回起訴。變更起訴、追加起訴是圍繞起訴書中指明的被告人、犯罪事實進行的更改和補充，撤回起訴決定相當于不起訴決定。公訴變更并不僅是檢察機關—控訴方一方的行為，基于起訴權在訴訟中的主動性及對訴訟活動范圍的限定性，是否提起公訴及起訴書所指向的被告人及犯罪事實的范圍對于整個訴訟活動的影響都是決定性的。因而，必須對此做出明確的規定，從而保證訴訟活動的規范、有序及訴訟結果的公正和效率。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中規定的公訴變更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變更、追加起訴的決定機關是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由人民法院裁定。公訴人如果認為已經起訴的案件需要變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訴的，應當報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建議人民檢察院變更起訴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審查有關理由，做出是否變更起訴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同意的，可以要求法院就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依法做出裁判。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理由，做出是否準許的裁定。

第二，人民檢察院的刑事訴訟規則中明確規定了變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訴的法定事由，即變更起訴——被告人的真實身份或者犯罪事實與起訴書中敘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犯罪的事實不符的;追加起訴——遺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訴和審理的;撤回起訴——不存在犯罪事實、犯罪事實并非被告人所為或者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

第三，相關的程序性規定，變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訴應當以書面形式在宣告判決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公訴人認為需要變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訴的，應當要求休庭，并記明筆錄。因發現遺漏罪行或者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而決定變更、追加起訴的，應當要求法庭延期審理。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訴的案件，沒有新的事實、證據，人民檢察院不得再行起訴，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注重保護被告人的辯護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規定，變更、追加起訴需要給予被告人、辯護人必要時間進行辯護準備的，公訴人可以建議合議庭延期審理。

變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訴是影響到整個訴訟程序進程的一項制度。從立法及司法實踐上看，我國立法中有關公訴變更制度的規定存在以下幾點不足：第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沒有規定變更、追加起訴或者撤回起訴的前提下，最高院、最高檢在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中就有關公訴變更制度的做出零散地規定，是有違程序法定原則的;第二，將變更、追加起訴或者撤回起訴的訴訟階段限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前”是不合理的;第三，對于變更、追加起訴的程序性規定不明確，僅在發現遺漏罪行或者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而追加或者變更起訴的可以申請延期審理，那么，審判階段發現被告人的真實身份或者犯罪事實與起訴書中敘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的犯罪事實不符的情況下是否可以申請延期審理，沒有規定，而且，延期審理的期限是多長時間，也沒有規定;第四，變更、追加起訴的，由公訴人建議法庭延期審理，從而，提供被告人、辯護人必要的準備辯護時間，這與控辯雙方在刑事訴訟中相互對抗的訴訟關系相矛盾，并且，辯護方準備辯護的時間即延期審理的時間沒有規定。

三、大陸法系諸國立法中關于公訴變更制度的規定

在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德國、日本及我國的澳門和臺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中均有關于公訴變更的明確規定，但是，其所規定的內容同樣較為零散，歸納起來，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公訴變更的時間限定。各國在立法中對于公訴變更的具體期間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限定，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中對于追加或撤回公訴的期間規定最為靠前，檢察官必須于起訴后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追加新訴或撤回起訴。日本刑事訴訟法則規定，作出第一審判決前可以撤回公訴。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追加起訴的期間是“審判中”，對于公訴變更的限定不是很明確。

第二，關于公訴變更的形式規定。公訴變更的內容關系到訴訟客體內容的變更，關系到審判范圍的明確和辯護行為的指向，關系到被告人的辯護權，實體權益的保障與實現問題，因而，各國在立法中均強調應采用書面形式進行公訴的追加或撤回。

第三，公訴變更必須符合法定事由。對于公訴變更的事由，各國的具體規定均不相同。日本的公訴變更限于“公訴事實的同一性”范圍內的訴因及適用罰條的變更，不能變更“事實”的范圍。德國的刑事訴訟法對公訴變更的范圍擴大到了“被告人的其他犯罪行為之上”，限定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并且準予起訴的，可以裁定追加。我國臺灣地區對于訴的追加限定條件為，追加的新訴，是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

第四，公訴變更制度的設計應當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實現。審判中，變更起訴指控的內容，相應地，法院審判的范圍和被告人辯護的指向也發生了變化，若徑行作出判決，無疑地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造成了事實上的“突襲審判”，因而，在國外的立法例中，都要求法官在檢察官變更了起訴指控后給予被告人必要的準備辯護的時間。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已經追加、撤回或者變更訴因或者罰條時，應當迅速將追加、撤回或者變更的部分通知被告人，由于追加或者變更訴因或者罰條可能對被告人的防御產生實質性的不利時，依據被告人或者辯護人的請求，法院應當裁定在被告人進行充分的防御準備所必要的期間內，停止公訴程序。德國的刑事訴訟法也規定，追加起訴后，審判長要給予被告人辯護機會。我國澳門地區的刑事訴訟法第339條、第340條規定，在對控訴書或者起訴書中所描述的事實進行了非實質或實質的變更后，均應給予被告人必需的時間以準備辯護。

第五，關于撤回起訴的事由和效力的規定。我國臺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撤回起訴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公訴撤回的具體事由包括：⑴曾經判決確定者;⑵時效已經完成者;⑶曾經大赦者;⑷犯罪之后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⑸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⑹被告死亡者;⑺法院對于被告無審判者;⑻行為不罰者;⑼法律應免除其刑者;⑽犯罪嫌疑不足者;⑾微罪不檢舉者;⑿于執行無重大關系之案件。”撤回起訴與不起訴有同一效力，以撤回書視為不起訴處分書。公訴撤回確定后，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有再審之情形，仍可再行起訴。

四、借鑒大陸法系各國立法規定完善我國的公訴變更制度

(一)為什么借鑒大陸法系各國的立法規定完善我國的公訴變更制度

公訴變更制度是刑事訴訟客體變更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所謂刑事訴訟客體是指刑事訴訟活動主體實施訴訟行為，進行訴訟活動所共同指向的對象，即案件事實及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在刑事訴訟中，訴訟客體的識別標準即區別具體刑事訴訟案件中的訴訟客體的標準，在不同的法系中，因訴訟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各國對起訴書記載內容的規定集中體現著訴訟客體的具體要求。大陸法系國家，以德、法為例，刑事訴訟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法官在訴訟中有較大的主動性，可以主動調查取證，起訴書所載明的被告人及犯罪事實(也需記載罪名)，僅僅是指明了審判活動及辯護活動的范圍，法院審判并不僅限于公訴人認定的罪名的范圍。換言之，起訴書所載內容標志了訴訟活動特定于其所載明的被告人及其涉嫌的行為事實本身，并不及于起訴方對該事實的法律評價。即所謂的“自然事實說”。

從訴訟模式上看，我國的刑事訴訟仍然具有著更多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特點。從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起訴書記載內容的具體要求上看，我國的刑事訴訟客體識別的標準應當說更接近于大陸法系國家的“自然事實說”。起訴書所記載的案件事實是檢察機關作為公訴一方有追訴傾向的“主張事實”的記載，它對案件的審判范圍和被告方的辯護范圍都有一定的限定作用。但是，檢察機關所認定的罪名本身并不是訴訟客體，刑事訴訟客體的識別以被告人的自然狀況及其實施的客觀事實行為本身為依據。因此，在公訴變更制度的改革過程中，我們借鑒大陸法系諸國的立法中的相關規定，一方面，可以彌補公訴變更制度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利于與整個刑事訴訟中的其他具體的訴訟制度達成和諧與統一，不至于與整體的訴訟模式發生矛盾，破壞整個訴訟制度的系統平衡。

(二)如何完善我國的公訴變更制度

結合我國刑事訴訟模式及“耦合式”犯罪構成的特點，針對刑事訴訟中公訴變更制度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我國的公訴變更制度。

第一，應當由立法機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公訴變更制度，授予人民檢察院提起變更、追加起訴或者撤回起訴的權力及人民法院裁定準許公訴變更的權力，并對此項制度做出詳細的規定。根據程序法定原則以及保障人權的需要，凡是涉及國家司法機關的職權配置、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大權益保障的事項，都應當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的規定，而不能由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以其他任何形式作出規定。

第二，規定變更、追加起訴或者撤回起訴應當在法庭辯論終結前進行。審判活動可以細化為審理和裁判，在審理階段，通過法庭調查對起訴指控的事實和相關證據形成“爭議點”，在法庭辯論階段針對這些“爭議點”進行質證，從采信證據及適用法律等多方面引導法庭對事實和證據做出客觀的判斷。法庭辯論終結后，合議庭(或者獨任庭)將綜合控辯雙方的證據及適用法律的意見，對案件做出綜合的判斷，從而形成最終的裁判。如果允許在判決宣告前檢察機關變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訴，那么，就意味著對于先前進行的訴訟活動的一種否定或者部分撤銷，使之喪失了意義，這種情形可能造成訴訟資源的不必要浪費及訴訟的過分遲延，不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

第三，人民檢察院在審判階段因發現被告人的真實身份或者犯罪事實與起訴書中敘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的犯罪事實不符、發現遺漏罪行或者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從而決定追加或者變更起訴的，應以書面方式提出，并可以書面形式申請延期審理，延期審理的期間不能超過一個月，此期間不能延長。并且，應當重新遞交起訴書。

第四，人民檢察院決定變更、追加起訴后，向人民法院重新遞交起訴書，人民法院至遲在重新開庭前十日以前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以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將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義務賦予人民法院較之由人民檢察院申請延期審理而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更符合刑事訴訟中控辯審三方的訴訟關系，同時，也更有利于維護被告人的辯護權及其辯護權的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1條規定，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后，應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十日以前送達被告人。借鑒這條的規定，將辯護權準備時間界定為十日可以保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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