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施-杰正式提交了10個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提案。其中有《關于進一步促進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建議》提案，施-杰在這份提案中強調，要最終通過修改《法院組織法》取消審判委員會這一制度。

一、審判委員會弊端

在律師界審判委員會是被詬病最多的司法問題一，詬病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下面幾項：

1、“審而不判，判而不審，審判分離”。這種分離使得判決者與案件有很大的距離，造成審判上的誤差，很難做到審判的公正。

2、違反直接言詞原則。直接言詞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要求：（1）法官的親歷性。法官必須在法庭上親自聽取各訴訟參與人的陳述，審查、判斷證據，直接聽取法庭辯論，形成內心確信并親自作出裁判，不得中途更換。（2）案件審理的言詞性。案件審理以言詞陳述方式進行，當事人、證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必須在法庭上親自就案件情況作出口頭陳述，非具有法定情形，任何庭外陳述不得作為定案根據。（3）案件審理堅持不間斷原則。案件審理必須集中進行，連續開庭，以確保法官對案件所形成的內心確信的正確。而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全違反了刑訴中審判的直接言詞原則。而審判委員會制度中的院長、副院長、庭長、等其他人根本沒有親歷庭審，也沒有直接聽到審理中的言辭陳述。

3、審判委員會成員復雜，專業與審判錯位。審判委員會委員構成多元，刑事法官、民事法官、行政法官均位列其中。術業有專攻，尤其是隨著審判專業化、精細化的推進，精通民商事審判的不一定精通刑事審判，精通刑事審判的不一定精通行政審判。然而，依據現有規定，每一位委員都具有平等的表決權，這就難以保證審委會的決定最為公正適當。審判委員會委員任職條件不明確，職數隨意定。絕大多數法院的審判委員會都是由院長、副院長、庭長等帶“長”的人員組成，其中有一些雖有法官資格但一直從事法院行政工作的人員，是明顯不勝任審判委員會工作的。而素質好、有經驗但不帶“長”的資深法官卻未能進入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委員職數由各級法院自行確定，而且呈逐漸增多之勢。委員人數多，使得研討案件的效率大打折扣。

4、出現一言堂影響審判結果進而影響司法公正造成冤假錯案。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程序不規范，存在“一言堂”。在審判委員會上將案件的書面審理報告發給與會委員，主審法官宣讀該報告后，即由各委員發表意見，再按少數服從多數形成結論。特別是主持人或者身為院領導的委員，首先發表定案意見或者帶有傾向性的引導意見，有不同意見的委員就不吭氣，不太熟悉審判業務或者不負責任的委員則隨聲附和。審判委員會筆錄上只記著“同意”、“同意”兩字。這在表象上是集體決策，實際上是決策個人化。正如有的專家學者所言：審判委員會變成了貫徹院長意志的裁判組織。

5、審判委員會導致錯案難追究，使得錯案追究名不副實。審判委員會實行集體負責制，集體負責制就是集體不負責制，沒有負責人的審判，審判者就沒有什么后顧之憂，難免會肆意亂為活著不顧審判結果是否公正是否正確。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是一旦案件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而該案后來又被證明是一樁“錯案”，那么無論是合議庭還是審判委員會均不負法律責任。所謂“錯案追究”在這時就名存實亡了。

二、審判委員會制度的緣起

審判委員會作為中國法院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義時期。1932年中共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中規定，縣以上裁判部組織裁判委員會。該裁判委員會即是審判委員會的雛形。

1950年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中，司法主管機關初步提出了法院組織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審判委員會。1951年中央政府通過了《法院暫行條例》，該條例第15條規定，省、縣兩級法院設立審判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庭庭長及審判員組成。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正式頒布，規定在我國各級法院內部設立審判委員會，作為對審判工作的集體領導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成立，并形成了審判委員會的一些工作制度。隨后，全國各級法院相繼組建了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作為一項法定制度開始運行。

審判委員會制度在選擇與建構時受了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沿襲司法與行政合一，行政機關的行政長官統領行政權力，兼行司法職權。新中國建立后，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審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國前革命根據地的司法機關普遍實行集體領導，審判委員會的設立與我國司法傳統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極大的親和力。其次，新中國成立后，打碎了舊的司法體制，創建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司法體系，法制建設百廢待興，司法干部極其缺乏，當時法院法官絕大部分由工農干部組成，法官的業務素質整體上較低，有必要采取集體決策的方式，以保證審判質量。再次是大陸法系和前蘇聯審判體制的影響。

20世紀初，在現代法律制度的選擇中，中國更多地參照了大陸法系傳統。新中國的法律也深受大陸法系的影響。與普通法系國家相比，大陸法系在法院的內部組織結構中帶有較強的等級色彩，強調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力的制約與指導，法院體系結構帶有濃厚的官僚層級味道。比如法國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國聯邦法院中的“大聯合會”，就與審判委員會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處。前蘇聯的審判制度則強調執政黨對審判的干預和具體指導，強調集體智慧，這些都給構建中的中國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記，使審判委員會制度成為可能。由院長主持、庭長及資深法官組成的這一組織即可實現政黨及領導層對審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三、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審判委員會改革的努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其中明確提出：“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決定》提出，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具體步驟如下：

1、需要對審判委員會的性質和職能作出轉變，把審判委員會定性為一個業務指導和咨詢機構。如果合議庭或者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遇到疑難問題的，可以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但其針對個案的決議不具有約束力，合議庭或者法官對審判委員會提出的意見作為參考。

2、是優化審判委員會成員構成，審委會成員必須是從事過審判實踐的法官，從學歷、擔任法官的年限及審判案件的質效等作出明細化規定。即使是法院的行政領導，不具備選任條件，也不得作為審判委員會成員。

3、是不僅可以從法院內部進行競爭性遴選，還可以設置非常任審判委員會成員，從法學研究者、法律工作者中選聘。規定從事法學研究或者法學教育工作達一定年限，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法律工作者可以選聘為非常任審判委員會成員。當專門委員會討論提交的案件時必須隨機邀請熟悉相關業務領域且沒有利害關系的非常任審判委員會成員參加，這樣可以在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時加大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

四、結語

改革體現法治精神，用法制保障改革成果。依法推進的司法體制改革，以其堅實的步履、豐碩的成果，不僅充分證明了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思路與舉措，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和現階段實際，符合人民群眾的期待，符合公正高效權威的要求，而且更加堅定了我們通過繼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動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使人民享有更加豐富的法治文明成果，并對人類法治文明進步作出新貢獻的決心和信心。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存在司法中的問題會逐步被消滅，伴著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步子，期待司法改革的成果惠及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