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最好將欠條復印幾份，如果欠債人要求看欠條，就將復印件給他看，原件不要輕易示人，防止丟失或者發生意外。在收到還款后給對方打收條，或者一手交錢一手交付欠條原件。其次，事后偷錄取證只要違反法律相關規定，也是有效的，但要欠債人能親口承認欠債事實。

王某因生意往來欠胡某現金2.6萬元，胡某多次索要未果。后胡某聽說湯某、魯某等人經常為他人討要債務，于是托人找到湯某、魯某為其討債，并許諾付給二人欠款40%的費用。次日，胡某認為欠款40%的“催討費”太高而提出不再讓湯某、魯某等人為其討債，湯某、魯某不同意，遂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行從胡某身上搜出欠條，并持該欠條找到欠款人王某索得欠款1.8萬元，二人并未將此款交還債權人胡某，而是將此款私分，債務人王某遂將該欠條銷毀。

分歧意見：對于湯某、魯某搶走欠條索要欠款的行為定性，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上存在分歧。

第—種意見認為，湯某、魯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應屬于民事糾紛。湯某、魯某當場搶走胡某欠條，該行為是非法的，但搶走的僅是債權人手中的欠款憑證而不是具體的財物，從侵犯的客體和具體的犯罪對象來看，該行為不構成犯罪，胡某與湯某、魯某存在委托關系，胡某可向湯某、魯某二人返還1.5萬元貨款。第二種意見認為，湯某、魯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湯某、魯某使用暴力脅迫手段搶走胡某欠條，欠條是胡某對財物的所有權的憑證，二人的行為屬于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第三種意見認為，湯某、魯某的行為應當構成詐騙罪。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對搶走“欠條”的定性問題。湯某、魯某以暴力手段強行從胡某身上搜出欠條的行為是非法的，但所搶走的“欠條”是否是刑法中規定的財物，是認定是否當場取得財物的決定因素，也是定罪的關鍵所在。一般而言，“欠條”本身沒有太大價值，它的價值在于欠條中所記載的債權內容，此類債權屬于相對權，不能成為財產類犯罪的犯罪對象。在大陸法系中把財產犯罪的對象分為財物和財產性利益，一般都堅持嚴格的罪刑法定主義。對于財產性利益犯罪，一般限于使被害人進行一定的財產上的處分，例如債務免除、債務負擔、所有權轉移等。可見，在大陸法中的財產性利益犯罪也不包括侵犯作為相對權的債權犯罪。我國民法以權利的內容為標準可分為人身權、財產所有權、債權、知識產權等。財產所有權被我國刑法規定在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中，但我國刑法沒有針對債權作專門的章節規定，那么“財產罪”中的“財產”是否包括“債權”，債權屬于一種相對權，我國刑法第五章“財產”后面并沒有“權利”二字，顯然不能將侵犯財產罪的財產擴張理解為包括債權。我國刑法規定，搶劫罪客觀方面的要件是非法占有財物，而搶“欠條”缺乏搶劫罪中的當場劫取財物的要件，缺乏占有型財產犯罪對財物的非法占有。故搶走“欠條”不能認定從債權人身上搶走財物，并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

其次，如何對二人行為定性。結合全案，湯某二人實施了兩個行為，一是搶走欠條;二是索要欠款。兩個行為雖然針對的主體不一，但其主觀目的和侵犯的客體都是統一的，并非孤立，本案湯某、魯某搶走了胡某的欠條，所追求的犯罪結果并不是該欠條本身，而是債務人的財物。二人搶欠條的行為目的就是利用搶得的欠條找到債務人，并以此欠條向債務人索要財物，使債務人見到欠條，誤以為湯某二人受債權人胡某委托討要債務而將財物自愿交給二人，以騙取得到財物，所以搶走欠條是手段，騙取欠款才是目的。

綜上，由于債權作為相對權不能成為財產類犯罪的犯罪對象，湯某二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持搶得欠條虛構其身份，采用隱瞞真相的手段向債務人討要欠款，又虛構以債務人付款1.8萬元消除債務的事實，使債務人對二人的身份和債務消除的虛構事實信以為真，進而自愿將1.8萬元交給二人。湯某二人使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既遂，符合詐騙罪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