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范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四個方面：

一是賠償范圍的立法規定模式問題。

《國家賠償法》在界定行政賠償和司法賠償范圍時，采用的是列舉模式而不是概括模式，這就使得國家賠償范圍有了“掛一漏萬”的局限。如《國家賠償法》第3、4條在規定行政賠償范圍時，就以肯定列舉的方式規定為“人身權”和“財產權”的損害賠償，使得其他權利的損害與賠償被“漏”在國家賠償的范圍之外;而且，就第3條的人身權損害賠償規定來看，也繼續采用了列舉式，列舉規定了五類賠償行為(公民人身自由被行政強制的，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在這些列舉中，不僅只列舉了人身自由(而不是人身權的全部)，而且，對損害人身自由的行為形式也進行了列舉。這些列舉，同時也成為了對賠償范圍的限制。因此，如果不屬于人身權(如受教育權)，不屬于人身自由(如人格權等)，不屬于損害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的特定行為形式(如不是對身體傷害或死亡的)，就都不在行政賠償的范圍之內，換句話說，更多的權利和侵權行為被排除在國家賠償的范圍之外。

二是納入國家賠償范圍的行為或事項少。

《國家賠償法》第2條雖然總的規定了國家機關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的行為是國家賠償范圍內的行為，但是，在具體制度規定上卻并沒有將國家機關執行職務過程中的全部行為都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也就是說，實際納入國家賠償范圍內的職務行為或事項是很有限的，主要包括：行政機關侵犯人身自由的具體行為，傷害身體或造成死亡的行為，損害財產的具體行為;刑事司法機關的強制措施(如錯拘、錯捕、財產的查封等)，刑事全錯判且已執行的行為，暴力行為;民事、行政訴訟中采取的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執行行為。在這些行為以外的其他侵權行為或事項，均不屬于國家賠償的范圍，如：國家機關的立法行為或抽象行政行為，軍事行政行為，合法職權行為的損失補償事項，公有公共設施致人損害的賠償事項，不作為的職權行為，民事、行政訴訟中的錯判行為，國家機關損害人身權、財產權以外其他權利的行為，等等。這么一些職權行為和事項都被排除在國家賠償范圍以外，國家賠償的范圍又怎能不狹小呢?

三是免除國家賠償責任的事項寬泛、不合理。

用否定列舉的方式來排除國家賠償責任，是立法的通行做法，也是可行的。但是，《國家賠償法》中的否定列舉事項，相當多的內容是很不合理的。通過這種不合理的否定列舉，實際上又進一步限制了國家賠償的范圍，使之更加狹小。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人被羈押，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被羈押，自己故意作虛偽陳述或偽造有罪證據被羈押或被判刑的，被羈押期間自傷、自殘造成損害的等，都一律免除了國家賠償責任。其實，這些完全免除國家賠償責任的事項，并不能抹殺國家機關在其中有違法、過錯、侵權的事實，也就是說，《國家賠償法》用受害人的一定過錯來掩蓋國家機關過錯和責任的規定，是很不合理的。這種不合理的規定又使得國家賠償范圍被不合理地縮小了。

四是單一歸責原則導致的賠償范圍縮小。

歸責原則，本來不是賠償范圍的問題，但是，卻與賠償范圍有關。不同的歸責原則形成不同的獲賠條件，從而導致不同的賠償范圍。《國家賠償法》的歸責原則，只有一條違法原則，即只有或只要國家機關的職權行為違法侵害個人權益，造成損害后果的就應當賠償。[3]這一條歸責原則，把過錯情況下的國家賠償責任，把無過錯情況下的賠償責任、風險責任，以及把結果不正確情況下的賠償責任等，統統排除在外，從而使得這些情況下的應當具有的國家賠償責任無從產生，進一步縮小了國家賠償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