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脅迫而參加犯罪是脅從犯的本質特征，也是其在各共同犯罪人中獲得最為寬大處罰的根本原因。身體受到強制而造成危害結果的，不構成犯罪，當然不是脅從犯。脅從犯雖然精神上受到強制威脅，但仍然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活動，只是由于害怕遭受損害后果，才被迫實施了犯罪活動，所以要承擔刑事責任;而身體受到強制的，則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自由，主觀沒有過錯，所以不構成犯罪。

從法律規定的表面考察，我國刑法總則條文為脅從犯設定了非常輕緩的量刑規則，即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一方面，刑法對脅從犯采用了“必減”原則，明確規定對于脅從犯“應當”而不是“可以”從寬處罰。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刑罰裁量幅度上，又規定對其實行減輕或免除處罰。故簡單比較便不難看出，較之對主犯、從犯、教唆犯等其他共同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形態中出現的，如未成年犯、犯罪預備、未遂、中止等情況的處理，刑法對脅從犯的刑罰設置與為避險過當這樣具有一定正當性的犯罪情形的設置基本相同，足以體現出立法者明顯的寬大傾向。

而究其原因，依刑法客觀主義的主張，這種對脅從犯的顯著輕緩處罰，蓋源于其獨特的本質，即脅從犯所內含的法益沖突與權衡。詳言之，盡管脅從犯的犯罪行為使國家或他人的法益受到危害，但其主觀上卻是迫于他人脅迫，出于自保生命、健康、財產等合法利益的目的;同時客觀上這些利益也確實值得法律所保護。故兩利相權，刑法正是基于這種法益的權衡，而將本應給予行為人的嚴厲處罰進行了修正。但是，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為獲得利益(Commodumexexinjuriasuanemohaberedebet.)。由于非法利益根本不應當受到法律的維護，因此，如果把侵害行為人非法利益為內容的“脅迫”也歸入脅從犯中脅迫要件的范圍，則必然會導致非法利益成為刑法保護客體的局面，從而徹底抹煞脅從犯設立及其刑罰特別設置的正當意義與價值。

其次，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如此輕緩的刑罰必然要求以相應程度的犯罪、刑事責任作為前提，即需要與犯罪行為對法益的侵害，及其應受刑罰懲罰的必要性相適應。否則，便失去了脅從犯設立與適用的合理基礎，進而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受到以侵害自身非法利益為內容威脅而實施犯罪的行為人，不僅在主觀上因此種“脅迫”的強制力微弱而存在很大的意志自由，實施犯罪的主觀惡性和可非難性較大。而且，客觀上受此種“脅迫”而實施的犯罪，無論是對法益的侵害還是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比真正的脅從犯，也沒有任何減輕的表現。因此對這種行為人適用脅從犯的量刑原則，必然會造成對犯罪分子的輕縱，不利于刑法法益保護機能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