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損害賠償，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體受到不法侵害，造成傷害、殘疾、死亡及精神損害，要求賠償義務人以財產進行賠償的侵權法律制度。人身損害賠償的權利主體是自然人，客體是身體健康權或生命權，賠償的方式是財產賠償，賠償的義務人是致人損害的致害方。所謂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就是指因侵害自然人的身體健康權或生命權而提起訴訟的案件。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是因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起訴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案件，包括因賠償義務人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權行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情形。

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涉及的法律

一般說來，當前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主要涉及醫療事故損害賠償、醫療服務合同、非法行醫損害賠償、(其他)醫療損害賠償、雇員受害賠償、雇傭人損害賠償、工傷事故損害賠償、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鐵路、水上、航空)旅客運輸損害賠償、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消費人身損害賠償、產品責任賠償、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人身傷害賠償、學生傷害事故賠償、職務侵權賠償、動物致人損害賠償、一般人身損害賠償等法律關系。

人身傷害糾紛案件認證難的原因分析

(一)人身傷害糾紛的特點

人身傷害是指加害人的不法行為給受害人造成身體傷害后果的民事法律行為。有以下特點：一是普遍性。這類糾紛在城鎮、鄉村較普遍存在，特別是在鄉村或經濟不發達地區、山區、群眾法治觀念較為淡薄，容易發生這類糾紛。據了解，某基層法院每年審理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40-50件，審理因人身傷害糾紛轉變成刑事犯罪案件10-20件，通過基層調解組織調解的這類糾紛超過200件。二是社會危害性。當事人雙方一旦發生糾紛，往往采取過激行為，不考慮后果，輕則致人輕微傷，重則輕傷、重傷或致人死亡，不僅給當事人造成身體傷害，造成經濟損失，而且影響社會安定團結。三是難以取證。糾紛雙方往往十分對立，而且一般不會在公共場所或人口聚集場所發生沖突，證人或旁觀者較少。除雙方當事人清楚糾紛發生經過外，其他證據難以取得。

(二)舉證難

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件由于存在難以取證的特點，這類案件一旦起訴到法院，就發生糾紛的過程這個關鍵環節而言，如果只有雙方當事人，沒有任何第三人在場或目睹情況下，當事人只能提供自己的陳述;特殊情況下，除雙方當事人外，即使有第三人在場目睹糾紛經過，當事人所能提供的證據材料也往往是自己的陳述，鮮有證人證言。從審判實踐來看，一般情況下能出據證言的證人與當事人都有某些特殊的關系，包括親屬、朋友、同學或與對方有過節等，證人一般不愿意出據證人證言或出庭作證，除非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從心理學上講，人的行為傾向要受到價值觀和倫理觀的影響，社會的商品化大潮注定了人們實施某種行為時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使部分人在實施一些非經濟的或利他主義行為時的義務、責任感弱化，事不關己，何以為之?正是這一價值觀，導致許多證人在作證問題上的消極心態。而且，作證常常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在特別情況下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是多年來審判實踐的經驗之談。證人首先是社會的人，有著生存、社交和安全的需要，證人作證的代價，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上述需要的滿足。特別是在鄰里之間、同事之間、同行之間的訴訟作證關系，尤其容易影響證人未來人際交往的問題。在作證代價中經濟損失和人身權利的受侵犯可能，是影響證人作證積極性的另一重要原因。現代社會生活快節奏、惜時間、講效益，作證雖然對社會和在法律上是重要的，但對自己則是無為的，甚至有害的。雖然訴訟法和有關實體法規定了對證人人身權利加以保護的原則和具體法條，但在執行中存在許多問題，如法院無力支付證人的這些經濟補償費用，對證人受到當事人或其他人的岐視、脅迫甚至人身傷害的法律救濟往往不及時，這些問題導致了證人不愿作證，從而對這類特殊的案件帶來舉證難的問題。

(三)對證據材料判斷難

從司法實踐看，在人身傷害賠償案件中，當事人所舉的能夠證明傷害行為的證據一般是當事人自己的陳述和證人證言等。這些證據材料，當事人一方提供的只能對己有利，這給法官對證據材料的判斷造成困難。從證據價值角度講，當事人收集和舉證的目的在于支持自己的主張，對勝訴有價值的證據首先要為我所用并帶來經濟利益。這種觀念明顯包含非理性的心態，并且具有普遍性，但從訴訟對抗角度講，它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沒有“為我所用”意識，證據收集義務和舉證責任也就無從談起。所以當事人舉證不可能支持對方的訴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客觀上給法官判斷使用證據帶來了麻煩。

1、當事人陳述。它是指訴訟當事人就他們所感知、理解和記憶的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情況，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陳述，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為我所用”。當事人為了證明自己主張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會積極地向法院舉證，陳述他們知道的有關案件的全部事實情況。同時，由于當事人與案件處理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利益是對立的，他們往往不容易說真話，講實情，甚至會隱瞞對自己不利的有關事實和證據，而夸大乃至編造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和證據，縮小不利于自己的事實，或者歪曲事實，虛構情節，作為真實的陳述。所以對當事人陳述，法官在判斷時必須慎之又慎，不能輕易確認其證明力。

2、證人證言。證人證言是重要的訴訟證據之一，它的特點是可靠性差，既有可能是真實的，也有可能是虛假的，法律雖然規定了“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或“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要查證屬實談何容易?法官必須對證人的智力狀況、知識和經驗、品德、法律意識進行審查。同時為了審查證人證言的真實性，還必須分析證人的心理特點及其與當事人的關系等。因此，審查證人證言的真實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能簡單從事。

3、不重視法院調查取證。現行《證據規則》加大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規定了非因法定事由或非因當事人申請法官不得調查取證。這些規定從理論上講是非常不錯的，無可挑剔的，但筆者認為這是建立在法治化程度比較高的平臺上的比較理想的規定。在我國目前法治化程度比較低，公民法治意識較淡薄和法律知識水平低的實際情況下，對這種特殊人身傷害案件，如不加大法院調查取證的力度，僅憑當事人提供的陳述和證人證言，很難查清案件事實。這里又涉及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問題，目前理論界、實踐界對“法律事實”作為定案依據已沒有異議，但法律事實要靠證據支撐。筆者認為對這類特殊案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應加大法院調查取證力度，減輕法官判斷證據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