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傳統理論中，生命權是自然人最基本的人格權。當該權利受到不當侵害時，無疑將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造成財產上的損失，其中既包括已支出的費用，譬如醫療費、喪葬費等，還應考慮被害人倘若健康生存而能獲得的財產。此外，被害人的近親屬由于被害人的死亡而失去的撫養利益，也應得到填補。以上各項賠償內容，可納入財產上的利益之范疇予以具體分析。關于非財產上的利益，一般可分為以下兩項內容。其一，就被害人方面而言，如被害人人身受到侵害，并在感受到萬分苦痛后死亡，將有可能出現基于死者本人的請求權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其二，就死者的近親屬方面而言，其喪失了親人而遭受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打擊，以及失去了今后情感上的照顧而產生的精神上的創傷，都應該通過精神損害賠償得到必要的撫慰。然而，基于請求權基礎之理論，因上述各項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權利主體不盡相同，由此而產生的權利的歸屬性也就各異，即其中既含有被害人可提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還包括了死者近親屬固有的權利。既然如此，各項權利與繼承關系間的聯系，各請求權之間橫向的關聯性，以及是否應該承認各項請求權的并存等問題，在討論人身損害賠償問題時，就必須由體系化的角度得到細致分析。

二我國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現狀及問題

(一)立法現狀

在我國法學理論界中，對損害賠償制度的具體研究起步較晚，尤其是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深入探討，直到近年才逐步成為學術界的矚目話題。就近些年訴訟的現狀來看，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各類牽涉損害賠償的案件日益增多，這也使得理論必須做出相應的回應。

回觀80年代后我國有關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實踐與立法，可以說其經歷了一個由粗到細、由簡至詳的過程，依筆者之見，具體而言，這一期間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認為是萌芽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后，最早出現的涉及人身損害賠償具體問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8月30日做出的《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盡管意見中未對致人死亡的情形做出具體規定，然而從有關人身損害賠償的條文的數量上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機關對此問題極為關注。這與當時司法實踐所反映的人身損害賠償的出現頻度密切相關。[1]在此基礎上，具有我國人身損害賠償制度里程碑性質的《民法通則》(以下簡稱《通則》)公布實施。《通則》第119條不僅規定了身體遭受傷害而產生的賠償范圍，而且對被害人死亡情況下的損害也明確了其賠償內容，此外，《通則》第120條，對基于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即精神性人格權受侵害而產生的損害也做出了規定，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民法通則》首次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制度。然而，《通則》雖然對1984年的意見做了補充與完善，但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其仍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對于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通則》第120條并沒有規定被害人死亡情況下的精神損害賠償。[2]其次，對于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倘若基于第119條的規定，會造成被害人殘廢時的損害賠償數額遠高于被害人死亡時的賠償數額的結果，這與生命理論背道而馳。[3]之后，為了彌補《民法通則》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于1988年1月26日討論通過了《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盡管此意見的民事責任一節的第142至147條，對人身侵害中的各項賠償內容做了進一步詳細的解釋，但仍未能夠解決被害人死亡時補償金額不足的問題。不僅如此，該意見也未能對被害人死亡時的精神損害賠償做出補充。

第二個階段可以認為是一個結果階段。之所以稱其為結果階段，是因為在這一階段中，各種部門法、行政法規以及司法解釋大量出臺，達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詳言之，《通則》及《民通意見》制定后，1991年9月22日國務院頒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不僅確定了各項補償金額的算定標準，更重要的是，還首次對被害人死亡時的損害賠償內容進行了擴大，即在賠償內容中增加了死亡補償費。[4]在此之后，1993年，立法機關相繼通過了《產品質量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的特點在于，在立法中第一次提出了撫恤費的概念。[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立法機關在對《產品質量法》進行大幅修改時，刪除了關于撫恤費的規定，而在第44條中加入了死亡賠償金的概念。[6]同年后半年通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2條并未出現撫恤金的概念，而是首次使用了死亡賠償金的概念。[7]既然立法做出了如此變動，那么撫恤費與死亡賠償金是否是同一概念呢?如果兩者一致，立法究竟是承認了財產上的損害賠償還是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呢?如果認為兩者性質完全不同，從字面上理解，這是否就意味著立法擬將財產上的損害賠償替代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呢?這一系列的問題，將在稍后進行探討。翌年，《國家賠償法》通過，此法在繼續延用死亡賠償金概念的基礎上，對被害人死亡時的賠償辦法做出了具體規定，使賠償金額有了一定的可預見性。[8]

在司法解釋方面，出現了一些僅僅適用于特殊領域的司法解釋，其中包括1991年制定的《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試行)》及2001年施行的《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這兩部司法解釋的意義在于，前者的第4條提及了具有對死者近親屬精神賠償性質的安撫費以及死者收入損失的具體計算公式，后者則在第4條第8項中使用了死亡補償費這一概念。然而，雖然上述兩部司法解釋在賠償范圍及計算公式上能給予實務某些借鑒，但其適用仍具有相當的局限性。

在司法實踐中，最具適用性的兩部司法解釋應該是2001年3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2003年12月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前一部司法解釋主要目的在于解決精神損害賠償的理論與實踐的混亂狀況，因此不僅對相關請求權的主體、客體進行了確定，還通過第9條對法律中頻頻出現而又未獲得精確詮釋的術語做了定義。譬如，其明確規定了死亡賠償金為精神損害撫慰金，即屬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范疇。[9]《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可以理解為我國近期對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關于被害人死亡時的損害賠償，就字面理解，該解釋明確地將財產上的損失與非財產上的損失進行了區分。詳言之，第17條規定了財產上的損失，并導入了死亡補償費的概念，[10]同時，第18條對非財產上的損失進行了確定。[11]值得注意的是，與《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相比，《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新增了被害人死亡時的本人，即直接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并否定了精神損害撫慰金請求權的繼承性。將財產上的與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進行分離，以及將直接被害人與間接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區分考慮，是比較法上的通例，在司法解釋中能夠導入如此相關條文，可謂是我國民法理論研究逐步深入、成熟的體現。

(二)問題

從上述各項法律及司法解釋可以看出，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對人身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的制定，是在摸索中前進的。雖然我國的立法，尤其是司法解釋對人身賠償法律制度做了補充，但從法律的整合性而言，仍然有許多問題亟待討論與完善。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與司法解釋的矛盾

如上所述，我國近期對人身損害賠償的立法與司法解釋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起著民法基本法作用的《民法通則》卻又是如此簡陋，仿佛呈現出了一個倒金字塔。總體而言，初期的立法與司法解釋的主要目的在于擴大對被害人的賠償范圍及金額。而在此過程中，立法與司法機關并未細致考慮過各項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性質及其產生的基礎，從而造成了各項法律間的不統一。譬如，對于《民法通則》中賠償額不足的問題，之后的《產品質量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分別增加了撫恤費、死亡賠償金的內容。后期的立法與司法解釋的主要目的在于，如何確定賠償金額的具體計算辦法，以及如何區分各項權利的性質。譬如《國家賠償法》第3條，《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第27至第30條等，就提供了具體的算定辦法。然而，即使立法與司法機關做了如此多的努力，但卻難以改變各類法律與司法解釋并存和相互矛盾的既有局面，因此，這種狀態必然會造成因適用法律或司法解釋的不同而產生賠償結果相異的問題。

2.法律術語的不統一性

早在《民法通則》實施之前，被冠以各類撫恤金之名的損害賠償金，如死亡撫恤金、安慰撫恤金等，已經出現在司法實踐中。隨著一系列法律與司法解釋的出現，有關人身損害賠償的術語更是猶如雨后春筍不斷呈現。如上所述，同一年通過的兩部法律中就會有不同的術語出現，有時，即使是同一部法律，在僅僅相隔幾年的修改中就使用了不同術語。上文中提及的《產品質量法》中術語的更改，就筆者認為，是為了與其他法律或司法解釋中的術語保持統一而做出的更改，并不具有意義變更的含義。因此，2000年的《產品質量法》中所規定的死亡賠償金是一種對非財產損失的賠償。關于這一點，同樣可以在《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9條中尋找到答案。

在現有的法律與司法解釋中，撫恤金、死亡賠償金、死亡補償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術語頻頻得到使用，這種術語林立的狀態，造成了概念界定的模糊，進而形成了在司法實踐中對各類訴訟請求權難以把握的現狀。

3.與繼承關系相聯系的討論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