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損害案件被撫養人生活費法律適用研究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30日，在昆明市機場高速路某某口處，李某某的駕駛重型半掛牽引車與陳某某駕駛的中型客車相撞，陳某某當場死亡。交通事故無法認定雙方責任。現死者陳某某的父親、母親、兒子、妻子起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方賠償喪葬費、死亡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共計80余萬元。死者陳某某為農村戶口，但是長期生活并工作在城鎮，其被撫養人為母親和兒子，母親為城鎮戶口，兒子為農村戶口。

二、爭議焦點

本案爭議焦點是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應以扶養人還是被扶養人的身份為標準?本案受害人陳某某戶籍登記雖為農村居民，但根據現有證據，其生前常年居住于城鎮，生前曾在城鎮多家單位從事工作，有較穩定的收入，其主要消費地也在城鎮，故按照城鎮戶口計算其死亡賠償金，對此雙方并無異議。但是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在審理過程中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

原告方認為應當按照扶養人的身份來確定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標準，即按照城鎮居民的標準來計算陳某某的母親和兒子的被扶養人生活費。

被告方認為被扶養人生活費應以被扶養人的身份標準進行計算，即陳某某母親的被扶養人生活費應當按照城鎮居民的標準來計算，陳某某兒子的被扶養人生活費應當按照農村居民的標準來，理由如下：從被撫養人生活費的概念來看，應指被扶養人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被扶養人生活費當然應根據被扶養人的身份標準分別計算，并且，被扶養人生活費計算中年齡標準、“無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標準均是根據被撫養人的情形來確定的，因此，人均居民消費支出標準也應是根據被扶養人的身份確定。

三、審判結果

法院審理后認為：受害人陳某某戶籍登記雖為農村居民，但其生前常年居住于城鎮，其消費及收入均來自于城鎮，故應按城鎮居民的標準計算陳某某的死亡賠償金及被扶養人生活費。

另外，被扶養人生活費應當按照扶養人身份來確定計算標準，即按照城鎮居民的標準來計算陳某某的母親和兒子的被扶養人生活費，被告方關于按照被扶養人的身份計算的辯稱意見不能成立。

四、評析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被扶養人生活費“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在扶養人和被扶養人身份同為城鎮或農村居民的情況下，只需按照扶養人和被扶養人城鎮或農村居民身份確定即可，但在扶養人與被扶養人的身份不一致的情況下，究竟應以扶養人還是被扶養人的身份標準進行計算，《解釋》沒有明確，實踐中的裁判結果也大不相同，有法官按照扶養人身份標準進行計算，也有法官按照被扶養人身份標準進行計算。法官對城鎮和農民居民標準的確定，直接涉及到被扶養人生活費數額的多少，對扶養人和被扶養人的利益影響巨大，有必要盡快厘清此問題。我同意按照撫養人的身份標準進行計算，下面通過分析來得出我的結論：

首先，按照侵權賠償的損失填平原則，被扶養人的損失是受害人獲得勞動收入后所應支付的扶養費。受害人是城鎮居民的，因其收入高，應付出的扶養費也相應多。受害人是農村居民的，收入低，其支付的扶養費相對應也較少。因此，扶養費的計算應當按照受害人的居住狀況或戶口性質，來確定是按農村或城鎮居民標準計算。要是依據被扶養人的身份來確定撫養費的計算，假設被扶養人生活在美國，如果按照美國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額來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是有失公平的，受害人的收入不會因為被扶養人所在的地區消費高不同而增多，這樣計算增加侵權人的負擔，是有違損失填平原則和公平正義原則的。

第二，根據被扶養人生活費繼承喪失說的法律性質，被扶養人生活費系扶養人收入損失的一部分，被扶養人生活費與殘疾或死亡賠償金共同構成了扶養人的收入損失。最高法院編寫的《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理解和適用》一書中指出：若扶養人為城鎮居民的，那么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的殘疾或死亡賠償金，與按城鎮人均消費支出的被扶養人生活費，兩個數額相加與還原計算的城鎮就業居民的平均收入相當，基本能填補直接受害人的全部損失。由此可見，立法在設計按照何種標準計算賠償數額，能彌補直接受害人的收入損失時，對于直接受害人的殘疾或死亡賠償金與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標準都是按照直接受害人或扶養人的身份標準確定的，而且只有在二者計算標準一致時，才能填補直接受害人的全部損失，才符合立法的目的。

其次，以扶養人的身份標準來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才可避免存在多個被扶養人且其城鎮或農村身份不同一時，出現年最高賠償限額無法確定的問題，即究竟應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年最高賠償限額，還是應以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年賠償限額的問題，也可以避免出現被扶養人因不在同一地區而年生活費的數額不一樣時如何確定年最高生活費賠償限額等問題。從《解釋》第二十八條“被扶養人有數人的，年賠償總額累計不超過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額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額”的規定來看，這里采用的是“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兩個標準，二者并列只能采用一個標準，假如根據被扶養人的身份確定，當被扶養人中既有城鎮居民，又有農村居民時，年賠償總額累計是不超過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很顯然，只能根據扶養人的身份標準。

最后，在實踐中，被扶養人系城鎮居民，扶養人系農村居民的情形相對而言比較少見，更多的是，扶養人即直接受害人雖為農村居民，但卻一直在城鎮務工，而被扶養人系農村居民，且一直生活在農村。在此情形下，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扶養人即直接受害人雖為農村居民，但經常居住地和收入來源地都在城鎮的，其殘疾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可按城鎮居民計算。在直接受害人比照城鎮居民標準計算時，若按照直接受害人的身份確定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標準，其賠償數額會更高，更有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利益，也更能填補直接受害人的全部損失。

五、結論

綜上，筆者認為被扶養人生活費應以扶養人的身份標準進行計算，本案中，死者陳某某為農村戶口，但是長期生活并工作在城鎮，被撫養人生活費應當按照撫養人陳某某的身份，即按照城鎮戶口來計算，故法院按照陳某某的身份來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的方法是正確的。

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就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出臺前的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指導意見均規定得過于簡單，籠統。《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造成死亡的”應賠償“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不僅排除了受害人構成傷殘情形下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而且對于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的標準、數額、期限、方法均未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7條雖然增加了喪失勞動能力情形下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但“其數額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的規定，又過于粗略，操作性不強;《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將被扶養人的范圍限制在“實際扶養的、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并且，將計算標準限定為“事故發生地居民生活困難補助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將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標準規定為“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解釋》將內容不統一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進行了整合，就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問題作出了比較全面而又具體的規定[1]，為法官的正確處理提供了統一的裁判規則，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但《解釋》施行三年來，圍繞第二十八條規定的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的幾個具體標準，審判實踐中產生了不少的爭議，其中包括扶養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人均居民消費支出標準、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身份劃分以及被扶養人范圍的界定，各地法院理解和做法很不一致，既影響了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也影響了法制的統一和法院的權威。為此，筆者就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規定存在的問題進行如下歸納、分析并提出了相應對策，以期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標準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1、喪失勞動能力程度缺少國家統一規定的鑒定標準。目前，我國還沒有關于喪失勞動能力程度的統一鑒定標準，只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職工非因工傷殘因病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鑒定標準(試行)》，而該標準原則上僅適用職工非因工傷殘、因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形，對于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并不適用，但實務中有的法院直接參照適用了該標準。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欠妥當的。首先，根據標準《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中1至4級殘疾者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程度，5-6級殘疾者為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程度，但部分喪失勞動能力情形卻沒有規定，等于間接地將7-10級殘疾者排除在外，使其被扶養人無法得到生活費的賠償，然而7-10級殘疾者并不意味沒有喪失勞動能力。其次，根據標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中1-4級殘疾者、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中5-6級殘疾者所獲的被撫養人生活費是一樣的，不能完全體現受害人的傷害程度，有失公平。最后，該標準將年齡因素排除在喪失勞動能力程度之外，沒有規定受害人達到多大年齡可以確認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進而可以給其被扶養人賠償生活費。實務中有的法官在扶養人滿60周歲后仍然考慮夫妻之間的扶助義務，計算夫或妻的被扶養人生活費，這種做法有違生活常理。

2、《解釋》沒有規定喪失勞動能力程度與被扶養人生活費計算比例，無法操作。《解釋》很籠統地規定被扶養人生活費“根據扶養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計算，但對于喪失勞動能力程度與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比例，則完全沒有規定，導致各地法院做法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種：(1)以傷殘等級作為評判喪失勞動能力程度的標準，直接按照傷殘等級系數計算被撫養人生活費;(2)先進行勞動能力鑒定，按鑒定結論確定的喪失勞動能力程度計算賠償數額;(3)根據傷殘等級和傷殘部位等具體情況判斷其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酌情確定。這三種做法雖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之處也是很顯見的。第一種做法盡管簡便，但傷殘等級與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顯然不是同一概念，不能混為一談，且與《解釋》的規定相違背。第二種做法因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沒有統一鑒定標準，鑒定機構無法準確鑒定，加上，須先進行傷殘等級鑒定，增加了訴訟成本和當事人的訟累。第三種做法則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執法尺度不統一，隨意性太大。因此，這樣的規定實在不具有可操作性。

對策：將《解釋》中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標準改為傷殘等級標準，并規定根據傷殘等級系數按比例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

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究竟何指

《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被扶養人生活費“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這里居民消費支出標準究竟是指扶養人，還是指被扶養人的問題，《解釋》沒有明確，各地法院理解不一，有的意見認為指被撫養人的居民消費支出標準，有的意見認為指扶養人的居民消費支出標準。持第一種意見的，理由如下：1、扶養人的居民身份要么是城鎮居民，要么是農村居民，二者必居其一，只有被扶養人中既有城鎮居民也有農村居民，《解釋》規定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這里用的是“和”，而不是“或”，只有被扶養人同時存在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兩個標準。2、從被撫養人生活費的概念來看，也應指被扶養人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因為殘疾賠償金是根據殘疾者的居民身份標準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當然應根據被扶養人的居民身份標準計算，并且，被扶養人生活費計算中年齡標準、“無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標準均是根據被撫養人的情形來確定的，因此，人均居民消費支出標準也應是根據被扶養人的居民身份確定。3、從《解釋》第三十條“賠償權利人舉證證明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被扶養人生活費的相關計算標準……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的相關標準計算”規定可以看出，當被扶養人舉證證明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高于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被扶養人生活費可以根據被扶養人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的相關標準計算。持第二種意見的，理由如下：1、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的計算均是根據受害人的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計算的，因此，被扶養人生活費也應根據扶養人(即受害人)的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2、《解釋》第二十八條“被扶養人有數人的，年賠償總額累計不超過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額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額”的規定來看，這里采用的是“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兩個標準，二者并列只能采用一個標準，假如根據被扶養人居民身份確定，當被扶養人中既有城鎮居民，又有農村居民時，年賠償總額累計是不超過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解釋》的規定不就矛盾了?很顯然，只能根據扶養人的居民身份標準。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

對策：為減少理解上的歧義和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建議最高院明確規定被扶養人生活費根據扶養人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標準計算。

三、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身份劃分標準不明

《解釋》對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采用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兩套標準，將人分為三六九等，造成城鄉居民"同命不同價"，不僅如此，就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身份標準的劃分又未作明確界定，導致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時各地各做法，有的以戶口性質劃分，有的以住所地劃分，有的以經常居住地劃分，有的以工作、收入來源地劃分，標準不一。各地法官普遍感到困惑。最高院民一庭(2005)民一他字第25號復函中指出,“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應當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結合受害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等因素，確定適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的標準。”最高院的函復給了一個模棱兩可的答復，其主要精神是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由法官根據當事人的實際居住情況，并結合其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和工作、經商、收入來源地進行確認。這樣的解答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各地做法的混亂。究竟是以住所地、還是以經常居住地，還是以主要收入來源地為標準，或者幾者并列考慮，實踐部門莫衷一是。

對策：1、立法的長期目標——取消城鄉居民的差別標準，不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一視同仁，采取同一賠償標準。2、當前的處理原則——以城鎮居民標準為原則，農村居民標準為例外，實行“就高不就低”，凡是在城鎮居住、經商、工作、上學的，均應按城鎮居民對待，只有對于那些確實在農村居住，長期從事農業生產，以糧食、種植業、養殖業收入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受害人才按照農村居民對待。

四、被扶養人范圍界定過窄

《解釋》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被扶養人是指受害人依法應當承擔扶養義務的未成年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成年近親屬。”這條規定對被扶養人的范圍界定過窄，不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主要體現為：

1、被扶養人范圍沒有包括事實扶養關系人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均將被扶養人的范圍界定為殘疾者或死者“生前實際扶養”的人，而《解釋》改變了以往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將被扶養人界定為“受害人依法應當承擔扶養義務”的未成年人或成年近親屬，按照這一規定，受害人在死亡或者殘疾前實際履行了扶養義務的人卻被排除在被扶養人之外，筆者認為，該規定并不合理。從各國立法體例上看，就被扶養人范圍的界定基本有兩種：一種是德國式，被扶養人限于“被害人對于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另一種是原蘇聯式，限于“由死者扶養的或者在死者生前有權要求死者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前者只包括法定扶養關系，后者不僅包括法定扶養關系，還包括事實上的扶養關系。而我國以前的立法沒有采取上述任何一種模式，采取的是比上述兩種模式更為狹窄的“實際扶養人”模式，與各國通行的立法體例不相吻合，于是，審判實踐中不少法院將《民法通則》第119條關于“死者生前扶養的人”理解為既包括依法負有扶養義務的人，也包括事實上扶養的人，并漸成主流觀點和做法。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曾作出明確規定。[2]《解釋》此規定一出，排除了目前實際由扶養人扶養的，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被扶養人獲得生活費的權利，使賠償義務人合法的減少了其理應承擔的賠償義務，既與立法趨勢相違背，也使得法官們一時難以從多年的實踐慣性中走出來。

對策：被扶養人的范圍既應包括法定扶養關系的人，還應包括事實扶養關系的人。

2、被扶養人范圍沒有規定年齡與喪失勞動能力關系。從《解釋》規定來看，被扶養人只包括兩類人：一類是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還有一類是雖已經成年，但喪失勞動能力且無其他生活來源的人，如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解釋》沒有規定多大年齡為喪失勞動能力標準，這固然有被扶養人因從事的工作性質不同而對勞動能力的要求不同，如“藍領”階層，應以體力因素為主，而“白領”階層當以腦力因素為主，很難用一個統一的年齡段來區分，但是，對年齡因素不作規定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難道《解釋》要求法院對于一個年齡超過60周歲的農民是否喪失勞動能力進行鑒定?正因如此，不少法院就明確規定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就可以被認定為被扶養人[3]，但這種做法畢竟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難有說服力。

對策：應規定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人可以成為被扶養人。

3、被扶養人范圍沒有包括胎兒。我國《民法通則》沒有明文規定對胎兒扶養權利的保護。胎兒因尚未出生，民法上對于其有無權利能力的爭論近來在我國尤為激烈，目前，審判實踐中主張胎兒屬于被扶養人范圍的意見逐漸成為主流。一方面有先進的立法體例為鑒，如《德國民法典》第844條第2款規定，第三人在受害人被侵害時為尚未出生的胎兒，也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日本民法典》第721條規定，“胎兒，就損害賠償請求權，視為已出生。”另一方面也有具體的司法實踐為例。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96條第2款[4]規定：“受害人至人民法院裁決前出生的子女有權要求侵害人支付必要的生活費。”

對策：應將胎兒列入被扶養人范圍之內，具體的做法可以考慮在判決中明確其權利和賠償數額，胎兒出生后能夠存活的，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申請執行，如果不能存活，判決也就不存在執行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