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頒布的婚姻家庭法增加了關于配偶權制度的規定。這一規定添補了我國婚姻家庭權利和義務的一項空白，在我國婚姻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配偶權是指婚姻關系締結后，夫妻之間基于婚姻關系而產生的相互的人身權利和義務。配偶權包括配偶人身權和配偶身份權，配偶身份權是指夫妻基于配偶身份而產生的相互之間的身份權利。配偶權的內容十分廣泛，本文僅就配偶身份權的內容，以及配偶身份權的侵權及民法救濟等問題，作一下粗淺的探討。一、配偶身份權的特征配偶身份權作為一種婚姻內部的權利，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從權利性質來看，配偶身份權屬于人身權中的身份權，它基于夫妻的配偶身份而產生，不包括財產權、繼承權等財產權利；其次，正由于配偶身份權屬于身份權，因而其存在是以配偶的身份關系的存在為前提的。它產生于婚姻關系的締結，終止于婚姻關系的結束；第三，權利人的權利是相互的，對等的。傳統的夫權只強調夫對妻的權利，而否認或漠視妻對夫的權利。現代意義的配偶身份權不同于傳統的夫權，它是一種夫妻之間相互的權利，夫妻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權利內容也是相同的；第四，配偶身份權是一種絕對權、專屬權。除權利人外，其他任何人都是該權利的義務主體，同時它也是夫妻之間專有的特定的身份權利。二、配偶身份權的內容由婚姻關系的特定性質所決定，配偶身份權應當包含由婚姻的自然屬性而產生的權利和由婚姻的社會屬性而產生的權利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在理論界多數學者一致認為，配偶身份權包括同居權、貞操忠實義務、住所決定權、家庭日常事務代理這幾項權利。有些學者認為除上述權利外，還應包括夫妻姓名權、自由權等幾項權利。［1］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為夫妻姓名權和自由權屬于配偶權中的人格權，不屬于配偶身份權。（一）同居權同居權是指男女雙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包括滿足相互間合理的性欲要求的權利。同居權是婚姻關系中的最基本的權利，它是基于婚姻的自然屬性而派生出來的一項權利。同居權是一種合權利和義務為一體的新型權利，對于權利人來說，它表現為同居請求權，而對權利的相對人來說，則表現為同居義務，所以，有些學者也把同居權稱為同居權利和義務。同居權立法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兩個不同階段。早期的婚姻家庭立法，主要強調夫對妻的同居權利和妻對夫的同居義務。如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規定“妻負與夫同居的義務”，“夫負接納其妻的義務”。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規定“妻負與夫同居的義務。夫須許妻與之同居”。這些規定反映了在同居權問題上對婦女的歧視色彩。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和婦女地位的提高，男女平等觀念已被世界多數國家所接受，對同居權的規定也漸漸趨于男女平等。如1947年《日本民法典》規定“夫妻須同居，相互協力，相互扶助”。1970年修訂的《法國民法典》也規定“夫妻相互負共同生活的義務”。我國最早規定同居權的是1930年的國民黨政府頒布的民法親屬編第1001條規定：“夫妻互負同居的義務，但有不能同居的正當理由不能同居者，不在此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也曾經頒布過一系列婚姻立法，其中1943年《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第11條規定：“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但有正當理由不能同居者，不在此限”。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第7條規定：“夫妻為共同生活之伴侶，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后因左的思想的影響，現行《婚姻法》沒有規定同居權，使得司法實踐中對惡意遺棄等侵犯同居權的行為進行救濟，對合法婚姻進行保護都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規定同居權不僅在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首先，規定同居權符合婚姻的自然屬性。婚姻性質包含著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雖然其本質屬性是社會屬性，但其自然屬性也不可缺少的，沒有自然屬性就不可能存在婚姻，兩性的生理差異和人類的性本能是婚姻關系存在的自然基礎。規定同居權是將人的基本需求置于婚姻家庭制度的保護之下，同時也是用法律形式肯定婚姻的自然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