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20條第1款規定了正當防衛的概念；第2款規定了防衛過當；第3款規定了特別防衛權。這種形式的正當防衛有無限防衛”、無過當防衛”特別（殊）防衛”等稱謂，這幾種稱謂的出發點及角度不同，都有其合理的依據，且基本含義也是一致的。無限防衛指這種防衛沒有限度的要求，也就沒有過當的形式，這也是這種防衛的特別之處。比較而言，筆者認為，特別（殊）防衛”更能合理的表現出這種防衛的無限度要求的特點以及與第1、2款規定的正當防衛（可稱為一般正當防衛）之間的特別與一般的邏輯關系。無限防衛”容易使人誤解為沒有限制條件的防衛，而我國刑法對這種防衛的適用條件是有嚴格的限制的；無過當防衛不能正確的表現出《刑法》第20條的內在邏輯關系。因此，稱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為特別防衛更為合理。一、特別防衛的立法釋義在1979年刑法頒布實行十幾年以來，司法實踐中審理涉及正當防衛案件的情況很不理想，尤其是一些致不法侵害人重傷、死亡的案件，法院往往不敢大膽宣告防衛人無罪而是以防衛過當定案并從輕處理以求雙保險”，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唯后果論”，結果是嚴重挫傷了公民同違法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再加上當時社會治安狀況惡化，車匪路霸猖獗，嚴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嚴重，立法上出臺特別防衛的規定也就在情理之中。如上文所述，特別防衛立法的針對性很明顯，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放開司法機關的手腳，這是用立法的方式解決司法的問題，造成司法實踐中唯后果論”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司法人員的素質問題，但在司法人員素質不可能在短期內明顯提高的情況下，立法上的這種嘗試對于進一步明確立法意圖以指導司法實踐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刑法立法功利主義的體現。根據特別防衛的規定，司法機關對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案件中防衛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的認定，只需認定案件的范圍是否符合特別防衛的成立條件而無須考慮防衛手段的強度和防衛后果的必要限度，認定正當防衛的途徑簡便是特別防衛的特征所在。由于在司法實踐中對特別防衛的認定一般是事后認定，往往是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后果的案件，司法機關只需從條件出發，條件符合的屬正當防衛，不符合的則要考慮防衛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才能認定其是否具有正當性。從證明責任上看:司法機關證明案件的范圍比證明必要限度容易:而且，在法院審理中，防衛人一般是作為被告人，特別防衛往往作為辯護的理由，對防衛人而言，證明特別防衛比證明一般正當防衛的證明難度也要小，所以特別防衛的認定途徑比一般正當防衛簡便。從這一特征看，特別防衛的立法價值取向是很明顯的，法律矯正并強化公力救濟對被侵害人的保護，又鼓勵被侵害人積極行使私力救濟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又弱化了對侵害人權益的保護。這一傾向意味著守法公民人身權利價值量的擴大”，同是公民，同是對他人生命或健康的損害，無過當防衛時，法律對其所保護的守法者的人身權益做出了本質高于不法侵害者人身權益的正面評價。”盡管特別防衛在立法后有學者不斷對此提出許多中肯的批評意見，但國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有其特定的目標，在刑法典面對現實的權利沖突時，必然會以時代的價值標準權衡并做出選擇或放棄，在現實的世界上無法苛求理想中的完美。因為犯罪畢竟是一種應受譴責和否定的行為，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更是如此，況且被侵害人往往處于一種弱者地位，其人權更應得到保護，從刑法的公正和人道的角度講，刑法在兩者發生沖突時突出保護被侵害人的人權有不容否定的意義。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中分清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已很困難，被害人在遭受緊迫的暴力犯罪進行防衛時，法律更是難以苛求其保持清醒的頭腦，正確估計行為的后果，把防衛行為控制在必要限度之內。當然筆者亦不否認特別防衛在適用中有擴大化的可能，也存在著被濫用的危險性，在實踐中需要嚴格把握特別防衛的認定條件，這就引出下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