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防衛是刑法理論中違法性阻卻事由之一，也是當代各國刑事立法中所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我國于1979年頒布的第一部刑法典和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典均對正當防衛的概念、要件、防衛過當及其刑事責任等作出了規定。雖然，1997年新的刑法典在涉及正當防衛的限度等問題上比之原刑法典有了一些補充和修改，但在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界，圍繞著防衛權的范圍、正當防衛的要件和防衛限度的把握等，卻依然存在著爭論。有些爭論是直接針對著現行立法的，而更多的則是在司法個案的實際判定中逐步展開的。因此，圍繞立法和司法中的主要問題，從學理角度對正當防衛制度進行探討，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緊迫的。一、關于防衛權問題-來源及其范圍防衛權是由人類的防衛本能逐步發展而來的一項法律上的權力。它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從分散型的個人防衛本能向具有社會整體認同意識的法律權力進行轉化的過程，實現了作為一種原始復仇狀態的無節制行為朝著合乎人類理性和社會需要的有限制法律行為的轉變。由此，防衛行為就不再是不受任何拘束的純私人行為了，需要受到社會道德和法律規范的多重制約。刑法在對防衛行為的合法性作出確認的同時，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對人們行使防衛權的范圍、條件、合理限度等進行規定，以規范人們的行為，防止因其權力濫用而損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破壞法治的秩序。在現代國家里，當合法權益遭受到犯罪行為侵害時，受害者通常需要借助國家的司法機關，依照法定的訴訟程序，通過刑罰權的行使才得以維護，消彌已經受到的損害。這是一種被稱為公力救濟”的強制性手段。禁止公民擅用強力，強制手段由國家行使，這已成為法治社會的普遍要求。然而，公力救濟”并非永遠最為有效的，它同樣存在著時間上的滯后性和結果上的不完整性，為了彌補公力救濟”的不足，達到全面維護合法權益的目標，各國又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特殊條件下的私力救濟”行為的合法地位，允許公民在來不及請求司法機關予以保護，而合法權益又面臨緊迫侵害時，可以有節制地予以防衛反擊，以阻止損害結果的實際發生或者將可能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因此，以公力救濟”為基礎，以嚴格控制下的私力救濟”為補充，已經成為現代法治社會的一種普遍觀念，并進一步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化設計，這就是刑法上或者民法上的正當防衛制度。不過，就刑法角度來看，各國對防衛權范圍的規定其實并不一致，刑法學者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至少涉及到兩個基本問題。其一，在刑法上，是否應當規定公民為了維護公益（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行使防衛權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維護國家及公共利益的責任本應屬于國家特設的公共機構，一般公民沒有此項冒險的義務，國家不應通過立法將其納入公民防衛權的范圍，否則，會有推卸國家公共機構責任之嫌。基于正當防衛系私力救濟”手段的認識，很多國家未在刑法典上對此予以規定，通常只是籠統地允許公民為了維護自己”或者他人”的權利而行使防衛權。我國刑法歷來允許甚至在本質上倡導公民為維護公益而對不法侵害行為進行正當防衛，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典，更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權利免受侵害作為公民行使防衛權的前提。在我們看來，為維護國家、社會及他人利益而進行的防衛，是一種典型的見義勇為”行為，立法將其納入防衛權，并非要強制公民必須照此行事（因為刑法上的防衛權力從來不是一種法定義務），而是出于擴大公民個人權力在法律上認可范圍的需要，它與正當防衛作為一種法律許可并予以保護的私力”的本質并不矛盾。而在實際生活中，公民也不會因為見義不為”而遭致諸如法律上不作為”的責任。筆者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在刑法典上僅僅規定為防衛自己或者他人權利才可行使防衛權的國家，他們在學理及實務中，也存在著將他人”一語作擴大解釋，以適應實際防衛需要的情況[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