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簡介：

1997年9月26日晚，被告人王-偉利因不滿其女友陳某的單位同事梅某經常拉陳外出跳舞而打了梅臉部一拳。9月28日傍晚，陳打電話約梅次日上午來家，由王-偉利向其賠禮道歉。梅的朋友邱*東、陳-旌得知這一情況后即于當晚八時左右跟隨梅某趕到陳的住處敲門。陳見梅某帶了兩個身強力壯的男人同來便拒不開門，邱*東、陳*即用力將門踢開后沖入室內，對在房內的被告人王-偉利進行毆打。王隨手從碗櫥邊抽出菜刀進行還擊，兩刀砍中邱的面部，致邱的前額及左面部遺留兩處疤痕累計長13.6厘米，構成重傷。邱*東、陳-旌見狀即搶奪王的菜刀，后因鄰居沖入室內，奪下王的菜刀，王遂逃至室外，邱*東、陳-旌繼續追擊王-偉利達十余分鐘，直至被警察前來制止。

二、分歧意見：

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主要存在兩種分歧意見：多數意見認為，王-偉利與梅某的爭端起于一般性的民事糾紛，即使梅某帶了兩個身高力大的陌生男人前來報復，王-偉利也不該動刀還擊；況且從后果看，王-偉利并未受到輕傷以上的傷害，而邱*東卻被砍中面部，因被毀容構成了重傷。所以，王-偉利所選擇的防衛手段是失當的，其防衛行為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并造成了不應有的重大損害，應當認定防衛過當。

少數意見認為，王-偉利在遭受突如其來的雙人毆擊時，就地取材，隨手拿起身邊的一把菜刀進行還擊并無不當；盡管把其中的一名侵害者砍成了重傷，但并未因此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為，因此其防衛行為沒有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

三、筆者評析：

王-偉利的行為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這是本案的爭論焦點。要廓清這一界限，筆者認為有必要討論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王-偉利能否使用器械實施防衛行為；二是其防衛行為的后果是否明顯超過了必要限度；三是王-偉利能否行使無限度防衛權。下面分別就這些問題作些研析。

（一）要弄清王-偉利所使用的防衛手段是否適當，首先有必要了解評判該種適當性的標準是什么。就以往的防衛限度標準而言，其以刑法理論上的“必需說”和“基本相適應說”為根據，要求防衛行為既要以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為為必要限度，又要與不法侵害行為在性質、手段、強度及后果上基本相適應。這樣便自然得出一個結論，即對于徒手侵害行為不能使用銳利器械進行防衛，否則容易造成“超過必要限度”的損害后果，形成防衛過當。十多年的司法實踐情況表明，“基本相適應說”的主張雖然具有限制防衛人濫用防衛權的合理之處，但其在實踐中的負面作用較大，客觀上不利于有效保護正當防衛人的合法權利。基于斯，新刑法從立法上明確規定，防衛行為在力度上可以超過侵害行為，只要沒有“明顯超過”足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并“造成重大損害”的，都是正當防衛。很顯見，新刑法突破了“基本相適應說”的局限，放寬了正當防衛的限度標準，完全采取了“必需說”的立場。根據這一新的立法精神，筆者認為對于防衛手段適當性的要求也應有所變化，即對于徒手侵害行為，一般情況下是毋需動用銳利器械致人重傷甚至死亡的。但是，如果侵害者身高力大，防衛者明顯體弱力薄，或者侵害者人多勢眾，防衛者卻孤立無援，在這些弱不敵強或寡不敵眾的特殊情況下，防衛者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權利免遭不法侵害而使用銳利器械反擊徒手侵害的，也應當認為是實施防衛行為所必需的，因而是合法允許的。本案中的王-偉利在遭遇兩名不法侵害者徒手毆擊的情況下，如果要求他也只能實施徒手反擊，那他顯然是力不敵雙、難以對抗不法侵害的，當然也更談不上能夠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了。因而，這一要求是有悖于立法精神的。易言之，如果我們排除“基本相適應說”的思維慣性的影響，從新刑法所確立的注重防衛必要性和目的性的角度來考慮，則不難作出這樣的判斷，王-偉利在身單力薄之時使用菜刀進行防衛是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其防衛手段并無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