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貸比的取消是必然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作為銀行業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存貸比監管指標已經不適應利率市場化背景下銀行業負債成本不斷上行的現實，不能反映銀行業的真實流動性狀況，反而導致了資金的扭曲。

　　近幾年，金融界取消存貸比的呼聲日益高漲。

　　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修正案刪除了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比例不得超過75%的規定，將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

　　因金融改革而生，隨金融改革而去

　　存貸比作為銀行業流動性監管指標的歷史，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用一句話來概括：因金融改革而生，隨金融改革而去。

　　存貸比指標最早是1994年中國人民銀行對部分股份制銀行（即當時新設立的中小銀行，區別于當時的國有專業銀行）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試點時提出的。1995年，該指標作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四大指標之一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四章第三十九條：“商業銀行貸款，應當遵守下列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二）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五。”2003年，商業銀行法因中國銀監會設立而進行修訂，但包含著存貸比的第三十九條被完整保留下來。此后，存貸比不得超過75%被作為監管指標，由中國銀監會負責執行。回顧歷史，1995年商業銀行法的出臺背景是1993年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發展和完善以銀行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

　　“這種‘比例管理’，不僅使得當時新設立的股份制銀行獲得了快速成長的機會（當初的中小金融機構，而今已成長為國內的中型乃至大型銀行），更是啟動了國家專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的前身）自主經營的商業化進程。”魯政委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貸比積極推動了我國金融改革和銀行商業化進程。然而，世易時移，隨著金融業的發展，存貸比也逐漸成為宏觀調控政策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掣肘因素。

　　存貸比誕生之初，銀行的資金來源相當單一。當時銀行的負債來源除了央行再貸款幾乎就是單一的存款，資產配置也幾乎全部是貸款。在那種資產和負債都極為單一的情況下，存貸比管理當時在調節銀行信貸、控制流動性風險方面，都是簡潔而有效的指標。但是，20年后，不僅股票融資、同業拆借、回購、各類金融債發行、貨幣掉期等很多眼下廣為流行的資金來源和流動性獲得方式已大行其道，而且，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商品市場及其衍生品市場、PE、銀行理財業務等，也得到了長足發展。面對日益復雜的金融市場，存貸比作為監管指標本身也越來越力不從心。

　　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作說明時，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說：“與推出存貸比監管指標時商業銀行以存款和貸款為主的相對單一的資產負債結構相比，近年來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已趨于多元化，存款在負債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目前平均為78.6%，其中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這一比重已降到68.4%，同業負債、發行債券等在負債中占比逐步提升；商業銀行資產中，除貸款外，債券投資等占比提升。存貸比指標只考慮存款和貸款兩項，覆蓋面不夠，且未區別存款和貸款的期限、質量、穩定性等因素，難以全面反映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狀況。”

　　存貸比由監管指標變身監測指標是自身功能隨外部宏觀環境變化的結果。

　　存貸比作為監管指標已造成多方面的扭曲

　　在魯政委眼里，存貸比作為監管指標存在已經造成多方面的扭曲。

　　首先，制約了信貸的逆周期增長。目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需要較多信貸投放予以支持，但是，存貸比卻嚴重制約了信貸的平穩適度增長。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監管理論和政策界反思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監管政策應具有逆周期性。然而，目前的存貸比執行狀態，顯然背離了這一思想。

　　其次，成為利率市場化的阻礙。在我國銀行業仍是嚴格分業經營的情況下，銀行的主要資產業務就是貸款。銀行生存需要貸款，存貸比的存在，使得貸款必須得有“存款賬戶”里的“存款”。由此，“存款立行”這一全球罕見的口號卻在國內成為廣泛的一致行動！由此導致銀行在存款定價行為上呈現出嚴重的非理性傾向。

　　第三，導致存款人利益受損。為保證月末、季末存貸比能夠達標，銀行要么在月末減少理財產品發售，要么將理財產品的到期日設定為月末或季末，以便讓這些理財資金屆時能夠回到存款賬戶促成存貸比達標。這實際上造成了存款人的利益受損。

　　存貸比作為監管指標的消極影響被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認知。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尚福林說：“（存貸比作為監管指標讓）商業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受到制約，存貸比合規壓力較大。據銀監會統計，2014年12月末，有271家商業銀行（約占1/3）存貸比在70%以上，其中超過75%的有86家。從當月日均存貸比來看，股份制商業銀行為72.42%，接近法定上限；外資銀行為78.16%、村鎮銀行為88.29%，均突破法定上限。為適應經濟、金融形勢的發展變化，加強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和‘三農’的信貸支持，銀監會于2006年、2011年、2012年和2014年共4次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計算口徑，著力在法律框架內對存貸比監管進行優化，但今后進一步調整的余地越來越有限。此外，存貸比監管還可能影響當前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果。”“存貸比監管指標對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產生一定的消極導向。‘以存定貸’的存貸比監管，使商業銀行經營中過分重視存款考核，為滿足監管要求違規‘拉存款’，月未、季末存款‘沖時點’等問題時有發生，一些商業銀行將資產移到表外，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籌資成本，形成新的風險隱患。同時，存貸比監管不利于引導和促進商業銀行改變片面依靠做大存貸款規模的經營理念和業務模式，影響商業銀行業務創新和差異化發展。”

　　銀行業監管也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其實，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看，大多沒有將存貸比作為法定監管指標，而是作為分析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工具。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符合國際慣例。

　　魯政委說：“本輪金融危機之后，不少金融機構在流動性沖擊下風雨飄搖，巴塞爾委員會由此對流動性風險空前關注，并首次全新引入了流動性覆蓋率（LiquidityCoverageRatio，LCR）和凈穩定資金比率（NetStableFundingRatio，NSFR）兩大指標。這兩大指標均以資金來源和運用都最為豐富的成熟金融市場為藍本設計，指標設計全面和細致，其風險監管能力足以涵蓋各類相對初級的金融市場和銀行資產負債表。我國政府決定，自2013年起，我國銀行業將開始實施‘巴塞爾協議III’，并將于2016年全面達標。由此，在2013年‘巴塞爾協議III’兩大流動性監管指標行將就位的情況下，更為粗放的存貸比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法律顧問卜祥瑞認為，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是借鑒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經驗的一個重要舉措。他說：“21世紀以來，國際金融形勢風云變幻，新巴塞爾協議作為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標桿，其最低資本金比率要求、對一級資本的定義以及過渡期安排等對銀行業的經營模式和發展戰略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為適應巴塞爾協議Ⅲ的規則，中國銀監會推出了包括資本要求、杠桿率、撥備率和流動性要求四大監管工具，相關規定原則上升為商業銀行基本規定，有利于銀行業控制經營管理風險。”

　　取消存貸比監管指標的地位，人們首先擔憂的就是信貸增長失控的風險。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未來存貸比仍然會作為流動性監測指標，同時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銀行監管引入了流動性風險管理指標、流動性覆蓋率等一系列新的指標，能全面監測銀行的流動性，而且央行和監管部門也有很多手段來懲戒商業銀行的過度信貸投放行為，所以到時候銀行不會毫無節制亂放貸款。

　　因此，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并不意味著對銀行安全性監管的放松，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銀行業監管的技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