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民商事審判中，遇到了不少當事人惡意提起無效合同的訴訟案件，以及在抗辯時故意（惡意）主張合同無效以減少己方之損失或減損他方之利益的情況。所謂無效合同的惡意起訴，一般指不愿繼續履行合同的一方以訂立合同時存在合同法規定的無效情形，故意提起合同無效之訴以達到恢復原狀、減少合同繼續履行將導致的更大損失之目的。所謂無效合同的惡意抗辯，一般指在訴訟過程中，以所爭執合同存在合同法規定的無效情形為抗辯理由，以達到減少損失、謀取訴訟利益之目的。在當前的債權糾紛、信貸糾紛、房地產糾紛、建設工程合同糾紛中，比較廣泛地存在著主張合同無效的惡意起訴和惡意抗辯。怎樣維護無惡意的善意一方之正當利益以體現司法正義？有人認為民法通則、合同法及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得不夠明確，對惡意方的防范和懲罰性規定不足，導致善意相對人的信賴利益得不到公正保護，故主張應當進行立法完善。

　　筆者認為，由于法院立案庭一般只作形式上的審查，受立案時間和工作性質所限，一般較難審查出惡意起訴問題，因此，審判業務庭的辦案法官如何看待和處理惡意起訴、惡意抗辯就變得至為關鍵。由于案件一進入審判庭，即使是作為原告方所陳述的理由也具有抗辯之性質，因此，問題的核心又集中在如何處理惡意抗辯問題之上；而且，簡單以所謂惡意起訴駁回原告方的起訴，不僅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而且實質上也沒有解決糾紛，沒有維護善意方的利益并給惡意方以必要的懲戒。因此，有必要對惡意抗辯進行合理的司法應對。

　　所謂惡意抗辯，簡而言之，就是指當事人違反誠信原則、針對對方之請求提出的抗辯。惡意抗辯實際上既是程序法上的一種濫用抗辯權的行為，也是實體法上明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確有限制、警示甚至懲戒之必要，至少，不能使惡意抗辯方假借訴訟行為而獲利。綜觀國外，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作為外觀主義或禁反言法理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當行為人無資格進行某種行為或沒有使其行為產生某種法律后果的內心意思，但若行為人使第三人產生其有資格或有使行為產生某種后果的合理信賴，則其本人或其他相關者應對第三人負責。這種負責，從實體上看，就是必須讓惡意方對善意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進行合法和必要的補償，從程序法上看，就是應當在訴訟費用上給予承擔。

　　筆者認為，國內現有的法律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惡意抗辯及相應之后果，但合同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對無效合同范圍的限縮以及對締約過失責任的規定，基本上可以達到遏制惡意抗辯行為之目的。從合同法對無效合同范圍的限縮看，合同法通過規定只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方為無效合同，將違法合同與無效合同區分，從而明確了違法合同的效力問題；通過確立合同形式非要件主義原則，規定非根本性條款欠缺的合同在補救后可繼續履行，從而解決了形式要件欠缺、條款不完整的合同的效力問題；通過設立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從而明確了主體不合格合同的效力問題；通過規定一方盡管采取了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的手段訂立合同，但不損害國家利益、僅損害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時合同并不當然無效、該合同效力的決定權在受損害方的可撤銷合同制度，從而細分了意思表示不真實合同的效力問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通過規定“當事人超越經營范圍訂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認定合同無效。但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的除外”，解決了超越經營范圍的合同的效力問題。所有這些對無效合同的限縮規定，充分鼓勵交易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使無效合同范圍大大縮小，進而保護了市場秩序和善意相對人的利益，事實上，更可以起到遏制惡意抗辯行為之作用。

　　再從規定締約過失責任的角度考察。合同法第四十二條、四十三條明確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制度。所謂締約過失責任，乃指在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因過錯違背依據誠信原則所應負擔的先合同義務或附隨義務，使合同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而致他方因此遭受信賴利益的損害或者人身權益的損害，從而應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它是一種由誠信原則派生的法定責任，既非違約責任亦非侵權責任，責任的承擔方式也只有一種——損害賠償責任。雖然合同法關于“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尚不明確，但國內學界普遍主張“原告根據締約上的過失請求賠償的范圍應為信賴利益的損失”。所謂信賴利益的損失，系指一方因信賴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但由于合同的不成立和無效的結果所蒙受的不利益。信賴利益的損失既包括因他方的締約過失行為而導致信賴人的直接財產的減少，如各種費用的支出；也包括信賴人的財產應增加而未增加的利益，信賴合同有效而失去某種應該得到的機會。當然，這些利益必須是在客觀的、可預見的、合理合法的范圍內，而且須遵循信賴利益不得超越履行利益之原則。

　　有的觀點認為合同法將締約過失責任界定于“在訂立合同過程中”過于狹窄，主張在司法實踐中對其作適度擴大解釋，將其靈活運用于合同的訂立階段、未生效階段、履行階段、變更階段、轉讓階段和解除階段，以更利于遏制惡意抗辯。筆者認為，締約過失責任規定之目的，一方面在于賦予非惡意方以救濟權利，另一方面恰恰可以防止締約過失方的惡意抗辯。擴大締約過失責任的適用范圍，將使“締約過失”的概念與其字面意義相沖突、難以界定，也使其與違約責任難以區分，更缺乏立法的支持，似為不妥。而且，防止締約過失方的惡意抗辯，不應僅僅依靠加強或擴大締約過失責任制度，從依法限縮無效合同的范圍的角度，對惡意方的無效合同之主張不予認可，也許是更為徹底簡明的辦法。誠然，誠實信用原則是民商法的帝王條款，也可能是法官的最后武器，但我們判案不宜動輒使用此原則，通過限縮無效合同之范圍、判定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等辦法，絕大多數主張合同無效的惡意抗辯行為均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