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合議庭：

　　我們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劉晉洪的委托，擔任他的辯護律師。今天出席法庭履行我的辯護職責。

　　在開庭前，我們認真查閱了法庭提供的案件材料，會見并仔細聽取了被告人的陳述和辯解。同時，還就案件的某些重要情節進行了必要的調查訪問。今天，又參加了本案的庭審調查。通過這一系列的刑事訴訟活動，我們對辦本案案情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并形成了對本案的辯護意見。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規定，現提出如下辯護意見，同公訴人商榷，供合議庭參考。

　　我們的辯護意見的題目是：被告人劉晉洪的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一、《起訴書》指控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符

　　《起訴書》除對被告人劉晉洪作了“在擔任臨汾市方便面廠廠長期間，工作極端不負責任，廠內人事、財務制度管理混亂”的全面否定評價外，還指控了被告人劉晉洪三條罪狀：“其一、擅自聘用責任心不強的外單位停薪留職人員張林亭作為該廠業務員在外地聯系業務;其二、發貨時不開出庫單、銷售票，貨發后，不向收貨方要收貨收據及時清理貨款;其三、與購貨方簽訂購銷合同后，不按合同發貨，使單位遭受重大經濟損失。”

　　辯護人現就《起訴書》的上述指控辯駁如下：

　　1、《起訴書》關于“在擔任臨汾市方便面廠廠長期間，工作極端不負責任，廠內人事、財務制度管理混亂”的指控不符合事實。

　　首先，臨汾市方便食品廠就是被告人劉晉洪一手創辦的，并且從1985年建廠到1992年9月份擔任廠長。這是臨汾市方便食品廠現任黨支部書記告訴我們的。梁書記在言談中似流露出敬佩之情。臨汾市方便食品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被告人劉晉洪付出了自己全部的辛勞和汗水。在被告人擔任廠長期間，方便面從單一品種發展到了 個，實現利稅 萬元，購置固定資產價值30多萬元。相當于臨汾市方便食品廠建廠投資總額的 倍。這樣的成績是“工作極端不負責任”的廠長不可能取得的。

　　我們案頭的這份“1989年6月份批準”，“1989年6月份實施”的臨汾市方便食品廠的《工作標準》比較全面地制定了《廠長工作標準》、《業務副廠長工作標準》、《生產副廠長工作標準》、《行政副廠長工作標準》、《財務科長工作標準》、《全質辦主任工作標準》、《生產科長工作標準》等規章制度，就是對《起訴書》關于“廠內人事、財務制度管理混亂”的全面否定的指控的無言的辯駁。

　　2、指控被告人“擅自聘用責任心不強的外單位停薪留職人員張林亭作為該廠業務員在外地聯系業務”，不符合事實。

　　辯護人從卷中109頁，1995年9月28日詢問臨汾市方便面廠原主管銷售的副廠長，現為該廠書記的梁曉紅，從筆錄中看到這樣的證詞“91年7月份是劉晉洪決定向東北銷售方便面的，原因是張林亭對我說：東北是重工業城市，人口集中，方便面好找銷路。我將這個情況向劉晉洪匯報后，劉晉洪說‘先試銷，看情況再說’。”

　　梁書記在辯護人向他調查時也證實張林亭是當時的廠長劉晉洪和當時分管經銷的副廠長梁曉紅二人商量后決定聘用張林亭的。而且聘用張林亭是基于：第一，張林亭是本廠老職工的后代，并且其愛人也在本廠工作;第二，張林亭提出了一個好的建議;第三，當時方便面廠的產品滯銷問題嚴重;這樣三個歷史事實的考慮，經被告人與主管銷售的副廠長研究后才決定聘用張林亭的。法人代表和主管銷售的副廠長意見一致的情況下，決定聘用一個業務員，決不能被認為擅自聘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第四十五條：“廠長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企業建立以廠長為首的生產經營管理系統。廠長在企業中處于中心地位，對企業的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負有全面責任”的規定;根據《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若干規定》關于“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廠長(經理)是企業法人的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的規定，辯護人認為，即使企業的廠長獨自決定為本企業聘用一個業務人員也不能構成違法，更不能認為是犯罪。所以《起訴書》認定的“擅自聘用”不能成立。

　　3、關于“發貨時不開出庫單、銷售票，貨發后，又不向收貨方要收貨收據，及時清理貨款”的指控不能成立。

　　從卷中諸多證據中可知，當時方便食品廠主管業務銷售的副廠長梁曉紅、主管生產的是張 ，主管辦公、倉儲的是副廠長張改云，倉庫有倉庫的規章制度，財務有財務的規定章程，銷售有一定的銷售手續，作為法人代表的廠長在決定了銷貨對象后，具體的工作不需要，也不應當由廠長具體辦理，否則分管副廠長干什么。所以辯護人認為，對于一筆客戶的發貨程序和具體應辦的手續，各分管人員都有自己的職責和應履行的手續，從卷中證據材料看，沒有證據能證明本案中發貨過程中，是被告人指示，不讓開出庫單，不讓開銷貨票，更沒有貨發后讓不向收貨方要收貨收據，那么不開不收的責任應由被告一人承擔嗎?顯然不能成立。

　　對于及時清理貨款一事，從卷中證據中可以看到，東北的四單位就業務發生后，主管銷售的副廠長梁曉紅在1995年8月底前，先后到東北四次，所住時間長達四個月，不但清理了吉林鐵路生活采供站的業務款項，而且與長春監獄勞動服務公司簽訂了還款協議，對于沈陽鐵路局工業公司，吉林生活采供站以及延邊對外貿易經濟開發公司，也相應收回了部分貨款。1995年9月被告人停薪留職離開了方便面廠，后任的負責人梁曉紅和后任新廠長梁作斌依法應當對于前任的業務進行清理。而且不管是從業務來往，還是從訴訟時效上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有時間將被告離職后的業務款項按鈕程序予以追回。但是，他們沒有盡到或者就根本沒有沒有盡廠長應盡的責任。所以，辯護人認為，起訴書把沒有及時清理貨款和將貨款無法追回的責任加在被告身上的作法，顯然是不合適的。被告人怎么能對離任后的法人責任負責呢?這從法律和事實上都是難以成立的。

　　4、關于“與購貨方簽訂購銷合同后，不按合同發貨，使單位遭受重大經濟損失”指控，不能成立。

　　如果，該指控泛指方便食品廠與東北四單位的業務。辯護人從卷中只看到了兩份：合同和一份協議書。如果僅指最后一份合同，辯護人認為不存在不按合同發貨的說法。因為該合同規定的發貨時間是8月15日前、9月10日前兩次。而市方便食品廠兩次發貨時間從鐵路票看到分別是8月1日和8月20日。 方式看， 購貨方在收到第一批貨后按合同僅是付了10%即五萬元預付款，其余3個月付清。所謂重大經濟損失，從法律和事實上說，被告94年9月離任時，并沒有損失一說和貨款無法收回的事實。因此將現貨款無法收回的責任加在正于94年5月離任的被告身上的作法，即不是事實，也不是符合法律規定。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起訴書》指控被告作為方便食品廠廠長期間工作極端不負責任，廠內人事，財務制度管理混亂及具體三項罪狀，都不能成立。

　　二、法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7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由于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玩忽職守罪，在主觀上通常是出于過失，也就是說犯罪分子雖然不希望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嚴重后果發生，但是依據其所負責任，他應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重大損害的嚴重后果，然而由于他對自己的工作采取嚴重冒險主義或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以致發生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嚴重后果。

　　作為被告在任職的臨汾市方便食品廠生產的主要產品和銷售的主要商品，就是方便面，與生產正常的業務來往，也無疑是購銷方便面。在供銷過程中，發生供貨收款不及時，或其他意外事故，都是不奇怪的。因為，客戶不僅此一家，每一客戶都有不同的交往方式以及供貨付款方式，因供銷過程中所產生的糾紛，經過訴訟予以解決也不是不正常的，作為被告任職期間，與東北四家客戶的供銷合同貨款糾紛，不能及時回款，采取法律訴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被告于1994年9月離職時，與東北四家客戶的貨款糾紛，應只有長春監獄勞動服務公司和沈陽鐵路局工業公司吉林生活采供站兩家，而且即不存在沒有收貨憑據的說法，也不存在無法收回的事實，更沒有超過訴訟時效，無法采取法律手段。并且，被告離職超過后在交接會上都明確了，廠里的主要清欠款業務，后任法人代表也于93年9月，找東北進行錢款核實和清欠，在未果的情況下，應依法求助于法律手段，然而后任法律代表，采取了擱置不顧的態度，致使收回貨款困難增大或無法收回，但作為被告人劉晉洪，在1992年9月離職前，沒有造成重大損失的法律事實。因此被告如果真是玩忽職守的話，也只能對任職期間，已實際形成的重大損失后果負責，而不能對離任后，因他人的玩忽職守造成的重大損失的嚴重后果負責。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正確認定和處理玩忽職守罪的若干意見(試行)》的通知》

　　“三、玩忽職守罪的犯罪行為

　　根據刑法、有關單行法規和司法實踐，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出于過失，在客觀上具有下列行為之一，并造成重大損失的，則構成玩忽職守犯罪。這些犯罪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十三個方面。

　　(三)購銷業務活動方面

　　13.不問需求和可能，不顧物資的質量低劣，盲目大量購進，又不采取有效措施處理，致使大批物資積壓、變質，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

　　14.未向主管單位或有關單位了解，盲目同無資金或無貨源的另一方進行購銷活動而被詐騙的;

　　15.對供方銷售的不符合質量要求，質次價高的貨物，應該檢查而未檢查，擅自同意發貨，又不堅持按合同驗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

　　16.不了解對方情況，擅自將本單位資金借出受騙，或擅自作經濟擔保，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的規定，

　　被告人劉晉洪沒有法律規定的玩忽職守行為，因此，不能認定被告人劉晉洪犯有玩忽職守罪。

　　此致

　　臨汾市人民法院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