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參與者往往較其他人更為了解案情和其中的具體運作方式。如果國家豁免了該類犯罪案件中的從犯或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讓他們消除疑慮積極充當控方證人，配合追訴機關偵破案件，是否有利于該類重大案件的順利處理?1999年1月，重慶綦江虹橋因嚴重質量問題而整體倒塌，造成嚴重后果和惡劣的社會影響。在該案的處理上，我國司法機關借鑒了外國法上的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那么，該項制度的具體內容及其價值何在?我國有無移植該制度的可能?

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的含義最通常的解釋出自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豁免是為取得證人證言而進行的一種司法交易，即政府為取得某些重要的證據，或者比較重大案件的證據，或者為追究首惡分子的嚴重罪行，對同罪或其他案件中罪行較輕或輕微的罪犯作出承諾，如果他們放棄拒證權而提供某些關鍵的證據，將不再對其進行刑事追究。在當今世界各國，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存在于許多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印度等。由各國立法例可以看出，多數國家對于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是持肯定態度的，雖然具體的出發點和種類有所差異。

筆者認為，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的功能和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抵消沉默權的負面作用，保證國家打擊重大犯罪的力度;可以實現司法資源的最佳合理配置;可以減少司法實踐中違法取證情況的發生，從而有利于維護程序正義。借鑒和吸收國外的一些優秀的法制成果，無疑可以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和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斷進步。但必須要論證其在國內的可行性。在中國建立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必須首先考慮以下相關的制度或因素：一是中國目前相關刑事訴訟立法與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之間的差距。在現行法的框架下，直接建立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就會面對這樣一種理論上的悖反：一方面涉及犯罪的相關人員向司法機關陳述是一種無償的義務，另一方面該類人員可以通過作證而得到豁免的權利。因此筆者建議，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該項原則的法律效力適用于我國之后，建立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才顯得更為合理。二是該制度與我國刑事不起訴制度的內在銜接問題。在檢察院不起訴裁量權這一因素上，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國現行法相沖突。三是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的使用不當，有可能使檢察機關在處理賄賂犯罪案件中“一對一”的證據情況時發生偏差。因此應對檢察機關行使這種制度予以一定的制約。我國應當建立這種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構建我國的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第一，在我國立法上明確規定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原則;第二，規定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的種類為“證據使用豁免”;第三，規定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的適用范圍并且有必要對證人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的適用范圍作出一定的限制，這包括：只限于有組織犯罪(如恐怖活動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邪教組織犯罪、毒品集團犯罪、走私集團犯罪等)、難以取證的賄賂犯罪等重大的犯罪;被豁免的證人原先的罪行必須是輕微的;證人沒有作偽證;第四，將證人刑事責任豁免的決定權賦予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