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第239條規定：“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199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該條的罪名為綁架罪。關于綁架罪，存有很多爭論，本文試從該罪構成要件的四個方面，來陳*己的管見，以求教于同仁。

一、綁架罪的客觀方面

(一)關于劫持脫離原處所。綁架是否將被害人劫持脫離其原來所在地或者家庭、監護人的監護，而置于行為人控制之下?有的論著對此作了肯定回答。

筆者認為，這值得商榷。在大多數情況下，為了隱蔽，一般都是把被綁架人轉移到行為人能夠控制而且不易被偵查到的地方。但是，沒有根據說這是惟一表現形式，即不能說把被害人拘禁在其自己的原住所，然后向其親屬或有關單位勒索贖金不能構成綁架罪。例如，甲、乙二歹徒經過預謀，突然闖入丙家，將丙捆綁，在其身上綁上炸藥包，逼其給在外邊的親屬打電話，立即送50萬元錢來，不準報警，否則立即引爆，與被害人同歸于盡。雖然被害人未離開綁架現場，但是這里的甲、乙二人的行為無疑構成綁架罪。

(二)關于綁架的方法。綁架方法是否僅限于暴力、脅迫、麻醉?對此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綁架罪的手段只包括暴力、脅迫、麻醉。有人認為，綁架罪的手段不應僅限于這三種方法，還應具有其他方法。

筆者認為，綁架罪客觀方面的手段不應僅限于暴力、脅迫和麻醉三種方法，還應包括其他方法。暴力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如對他人身體實施捆綁、毆打、強拉硬拖等。脅迫方法，是精神強制方法，主要以如敢抗拒則施以毆打、傷害等暴力相威脅。但是，不能只限于以暴力相威脅。綁架還有其他方法，概括地說，就是指除暴力、脅迫之外一切旨在將他人身體置于行為人實力控制之下、剝奪其人身自由的方法，較常見的是麻醉方法和欺騙方法。前者如用酒灌醉、藥物麻醉方法，后者如以談生意為名將被害人誘騙到行為人指定的處所，乘機將被害人扣押。這里應當強調指出，認定行為人采用的方法是否構成綁架的方法，關鍵是要查明其方法行為是否為實現綁架勒索而采取，至于其是否能夠或者足以實現其綁架意圖，不影響本罪之構成。

(三)關于“偷盜嬰幼兒”。按《刑法》規定，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以綁架罪論處，可以視為綁架罪針對特殊對象采用的特殊方法。因為，嬰幼兒沒有自衛能力和行為能力，對他們一般不需要采用暴力、脅迫或其他制止其反抗的方法，即可達到控制嬰幼兒的目的。但是，這里的“偷盜”一詞是否僅指乘監護人不備秘密竊取?有的提出對“偷盜”一詞應作廣義解釋，即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從監護人手中拐騙嬰幼兒，然后將其扣為人質向其親屬勒索財物，也應構成綁架罪。

筆者認為，論者提出對拐騙嬰幼兒如何處理的問題是好的，但是，其具體意見值得商榷。毋庸置疑，出于同一勒索的目的，行為人采用偷竊或是拐騙方法控制他人的嬰幼兒，確實沒有任何實質的區別，對二者都以綁架罪論處是完全適當的和必要的。但是，這樣處理并不需要也不適宜以對偷盜作擴大解釋為根據。因為，在刑法上盜竊與詐騙的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對其定罪處罰均有不同。對偷盜的含義擴大解釋為包括拐騙，難免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之嫌。事實上，《刑法》第239條第1款對于綁架的方法沒有作任何限制，因此，理論上將其解釋為包括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是完全正確的。如前所述，其他方法就包括欺騙的方法。而欺騙方法不僅指欺騙被綁架人，而且可以包括欺騙嬰幼兒的監護人，因為這也是為實際控制嬰幼兒而采取的方法。不僅如此，我們認為綁架罪還可以包括乘監護人不備公然搶奪嬰幼兒的方法，照此辦理，與罪刑法定原則沒有任何矛盾，實為上策。可能有的人會提出，既然拐騙嬰幼兒可以視為綁架的其他方法，盜竊嬰幼兒自然也可以視為綁架的其他方法，《刑法》第239條又何必專門現定偷盜嬰幼兒按綁架罪處罰呢?其實這個問題應當請教立法者：是否認為，只有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才能構成綁架罪，理由是什么?可惜迄今未見到權威性的解釋。因此，筆者認為，刑法上述規定是缺乏周密的思考和論證的。因為，我們找不出任何理由說，從監護人手中拐騙嬰幼兒，以其為人質勒索財物的，不應以綁架罪論處。因此，筆者的上述主張，也只是為了避免對一個盡人皆知的、十分明確的概念作擴大解釋，以致同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相抵觸，而采取的辦法。我們希望立法機關注意到這個問題，在適當時機，對現行的上述現定加以修訂。

(四)關于行為的“單一”與“復合”。本罪的客觀行為是單一行為還是復合行為?按照《刑法》第239條規定，綁架他人是綁架罪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沒有疑義，那么，向被綁架人的親屬或者其他有關人員或單位勒索財物或其他不法利益，是否應屬本罪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對此存在著“單一行為說”與“復合行大說”之爭。“單一行為說”認為，從規定綁架罪的立法本意來看，行為人只要出于勒索財物或扣押人質的目的，并在此目的的支配下實施了綁架行為，就已具備了該罪的全部法定要件。與勒索目的相對應的勒索行為，只是犯罪情節，而非客觀方面構成要件的行為。② “復合行為說”認為，綁架是由兩種行為構成，其中有的說是：綁架他人+勒索財物;偷盜嬰幼兒+勒索財物;綁架他人+提出不法要求。③ 還有的說，雖然在刑法條文上沒有明確規定有勒索財物行為，“但這是不言而喻的”。④

筆者認為，“單一行為說”是正確的，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我國刑法將綁架罪規定在侵犯人身權利罪一類中，而不規定在侵犯財產罪或其他類罪中，顯然是重在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其所以緊接在非法拘禁罪之后，表明二者在對公民人身自由權利這一直接客體的侵犯方面，本質相同。但是，其社會危害性程度大大高于非法拘禁罪，只是在于其主觀上具有勒索財物或其他不法利益的目的，從而也對公私財產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構成威脅，因而必須給予嚴厲打擊。但是，立法也只是突出強調綁架罪的勒索目的性，隨即落腳在“綁架他人”的行為上，并未規定必須將勒索的目的轉化為勒索的行為才構成綁架罪。當然，從司法實踐中看，一般綁架者都會在綁架之后立即提出勒索財物或滿足其他不法利益要求的。但是，從法律上說，并非必須以實施勒索行為為構成要件。否則的話，行為人已綁架了他人，只是尚未提出勒索的要求，就認為綁架罪尚未完成，認定為綁架罪未遂，顯然不符合立法意圖，也不利于打擊綁架罪。

第二，有的提出，如果否定勒索行為是客觀要件行為，那么，假如行為人綁架他人后又放棄了勒索財物的要求，將被害人釋放，也就不能認定行為人是自動中止，這不利于鼓勵行為人自動中止犯罪。⑤ 筆者認為，“單一行為說‘并未斷絕綁架人自動中止犯罪的希望之路。因為在其綁架行為完成以前，在準備過程中以及在著手實施綁架時，是完全可以中止犯罪的。至于說綁架完成，即既遂以后不發生中止犯罪，這與其他犯罪既遂以后不發生中止犯罪問題，沒有什么兩樣。例如，盜竊他人財物以后，又主動送回物主處，不認為是中止犯罪，是毫無疑義的，這與鼓勵盜竊犯中上犯罪的政策并不矛盾，因為，雖然不認定為中止犯罪，并不是不可以對行為人在處罰時適當從寬。

第三，把刑法規定的犯罪目的理解為目的行為，混淆了主客觀要件的關系，無根據地增加了客觀要件的內容，縮小了綁架罪既遂的范圍，是不正確的。那么，只有綁架行為而沒有勒索行為，是否無法認定行為人有無勒索目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動機、目的是主觀的東西，但不是不可知的東西。列寧曾指出：”我們應該按哪些標志來判斷真實的個人的真實’思想和感情‘呢?顯然，這樣的標志中只能有一個，就是這些個人的活動“。⑥ 只要辦案人員深人調查，分析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系，平日有無利害沖突，行為人為實施犯罪作過怎樣的準備，其向被害人作過什么表示等等，是可以查明其有無勒索目的的。如果沒有勒索行為，行為人否認有勒索目的，事實也不能證明有勒索的目的，構成犯罪的，也就只能作為非法拘禁罪處理，當然不能定綁架罪。

(五)關于勒索的對象。對于綁架罪而言，其勒索的對象，一般是被綁架人的親屬或與其有利害關系的其他人，也可以是有關的國家機關或其他組織，即利用他們懼怕被綁架人遭到傷亡的心理，而迫使他們交付贖金或滿足行為人的其他非法要求。發出上述要求，可以是由行為人直接以電話、寫信等方式發出，也可以迫使被綁架人以上述方式發出。但是，如果行為人以綁架方式迫使被害人當場交出財物，應當以搶劫罪論處，不構成綁架罪。

二、綁架罪的客體方面

對于本罪的客體是什么，理論上卻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本罪的客體是單一客體，即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利。⑦ 有的認為是復雜客體，即既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利，又侵犯他人的財產權利。⑧ 還有的不明確肯定是單一客體或是復雜客體，而只是指出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公私財產權利。⑨ 還有的表述為，本罪行為必須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同時侵犯他人的財產權利及其他權利。⑩

筆者認為，單一客體說較為妥當，即本罪的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刑法分則將綁架罪規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以及將勒索財物僅規定為其目的，說明刑法規定本罪是為了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因此本罪的客綱要件是以暴力、脅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將他人置于自己勤務者第三人的實力支配之下，而不要求客觀上實施勒索財物的行為。行為必須侵犯何種客體與行為實際上侵犯了何種客體不是等同的問題。綁架罪的成立要求行為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綁架行為客觀上只能侵犯人身權利，事實上，綁架行為現實上完全可能侵犯他人的生命與財產。所以刑法條文的客體保護范圍與現實行為所侵犯的客體不可等同，不能以行為現實侵犯的客體為根據來解釋刑法條文的客體范圍。

三、綁架罪的主觀方面

犯罪主觀方面，是故意犯罪，即明知是非法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而故意為之。關于主觀方面的爭論，主要是對本罪目的的理解。

在理論上，有的認為本罪具有雙重目的，即“以綁架他人為目的”是本罪“主觀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是綁架罪的“特殊目的”。⑾ 單一目的說認為，本罪只有一個犯罪目的，即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目的，“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行為只是“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一種情況。⑿

筆者贊同單一目的說。

四、綁架罪的主體方面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以上有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相對刑事現任年齡人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但存在問題的是，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在綁架勒索過程中，對被害

人實施暴力傷害，有的被害人被打得遍體鱗傷，骨斷筋折，直至死亡，甚至有的則慘遭殺害。對于這樣的行為，怎樣處理?是否可以對其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有的認為，回答應當是否定的。主要理由是，《刑法》第17條未規定綁架罪，是立法的疏漏，應通過完善立法來解決。如果對上述年齡的人實施的上述行為定罪處罰，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則。⒀ 有的則認為，其在綁架過程中故意殺死被綁架人的，可以單獨定故意殺人罪。⒁

之所以出現爭論，主要是由于刑法第17條的規定造成的。筆者認為，在貫徹罪刑法定原則時應當將刑法總則與分則的具體規定綜合起來考察刑法是否明文規定、明文規定的是什么。刑法第17條第2款并未將綁架罪納入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應負刑事責任的范圍，那么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絕不可因為綁架行為的嚴重性而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實施的綁架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綁架他人并殺害被綁架人的當然應該負刑事責任。

認為不構成犯罪的觀點沒有注意到，按照刑法第239條的規定，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不另行定罪，其前提是存在構成犯罪的綁架行為。換言之，“綁架后殺人定綁架罪一罪”只適用于已滿16周歲的人。對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綁架殺人的，其綁架行為刑法是作無罪評價，但由于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其殺人行為應以故意殺人罪評價。對其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第一，綁架中的殺人行為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與單獨實施故意殺人沒有本質區別。依照《刑法》第17條的規定對其追究刑事責任，不違反立法精神。

第二，按照《刑法》第17條規定，單獨實施故意殺人的，應負刑事責任，既參與綁架勒索又故意殺人，罪行更重，反而不負刑事責任，在邏輯上說不通。

第三，按照《刑法》第239條規定，綁架罪的方法包括暴力，為勒索而殺害被害人，雖然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但只定綁架罪而不要求實行數罪并罰，就像拐賣婦女又強奸該婦女的，仍只定拐賣婦女罪，不要求與強奸罪并罰一樣。這是因為，立法者考慮對綁架罪、拐賣婦女罪已規定了比后行為重得多的法定刑，不并罰既便利司法操作，又不致重罪輕判，可以說是體現立法的便宜原則。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故意殺人并不是與綁架罪密不可分的必要要件。不并罰不等于說其殺人行為沒有觸犯這種罪名。因此，在對相對責任能力人綁架勒索行為不能定罪處罰條件下，對其以可以與綁架罪分離的故意殺人行為定罪處罰，是合情合理的。

第四，直接定故意殺人罪，比定綁架罪或者不定罪效果好。對于這樣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不定罪，顯然讓人難以理解。如果定綁架罪，一是罪刑法定原則這一關不好過，因為刑法第17條明確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只對特定的8種犯罪負刑事責任(這8種犯罪不包含綁架罪)。二是既使將來刑法修改了，規定綁架罪可以由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構成，但由于“在綁架過程中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這一規定，也會引起分則與總則的矛盾。因為總則規定死刑不適用于不滿18周歲的人，而本條規定的卻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死刑，法官沒有選擇適用的余地，只能適用死刑。如果定故意殺人罪，這些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① 參見高西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與適用》，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頁。

② 參見丁慕英、李淳、胡*騰主編：《刑法實施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研究》，法律出*社1998年版，第741、742頁。

③ 參見肖中華著：《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中國人民*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頁。

④ 參見劉*琛主編：《新罪通論》(修訂本)，人民*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頁。

⑤ 參見肖中華：《關于綁架罪的幾點思考》，載《法學家》，2000年第2期。

⑥ 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版社1984年第2版，第367頁。

⑦ 參見楊聚章、田立文：《試論綁架罪》，載單長宗等主編：《新刑法研究與適用》，人民*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72頁。

⑧ 參見馬長生主編：《新編刑法學》，湖南人民*版社1997年版，第536頁。

⑨ 參見高西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與適用》，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頁。

⑩ 參見張*楷著：《刑法學》(下)，法律出*社1997年版，第715頁。

⑾ 參見單長宗、梁華仁、張-軍、阮*林主編：《新刑法研究與適用》，人民*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頁。

⑿ 參見張*楷著：《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人民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頁。

⒀ 參見弁倫祥：《綁架罪條款有疏漏之處》，載《法律與監督》，1999年第3期。

⒁ 參見高憬宏主編：《刑法刑事訴訟法適用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