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協議簽訂當日,李×× 應向王××交付約定書稿的打印稿和電子文檔,王××應向李××一次性交付取得其作品使用權的稿費10萬元;本協議有效期為5年。同年9月4日,李××簽署授權書,授權王××全權出版發行《漢字密碼——中國人的造字故事》一書,同日,李××收到王××交付的10萬元稿費轉賬支票一張,并向王××出具了收據。

2001年10月5日,李××又與學林*版社簽訂了《圖書出版合同》,約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內,李××將《漢字密碼——中國人的造字故事》一書的專有出版權授予學林*版社;出版社按照10%的版稅率向李××支付稿酬;本合同有效期為5年;等等。2002年3月,學林*版社分上、下兩冊出版發行《漢字密碼》一書,每冊單價為58元,第一次印數為8 000套;同年9月,第二次印刷《漢字密碼》3 000套。2003年1月,原告王××稱其在上一年7月和10月與學林*版社兩次交涉未果的情況下,以李××和學林*版社為共同被告訴至法院,請求法院: 確認兩被告共同侵犯原告對于《漢字密碼——中國人的造字故事》一書的專有出版權;判令兩被告共同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287 100元、其他損失人民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出版權包括作品的復制權和發行權,是作者著作財產權的一部分,在性質上屬于民事權利。因此,出版權原本屬于作者,不屬于“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鄰接權)”。根據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意思自治”原則和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只要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且不違反法律規定,著作權人有權對屬于自己的出版權進行自由處分,如通過合同方式轉讓給其他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單位所有,或者在一定期限內授予其他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單位專有或非專有;其中的法人單位,既包括各類出版單位,也包括各類非出版單位。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在上例中,法院認定:被告學林*版社所稱的必須由國家批準設立的出版單位行使的出版權與本案涉及的專有出版權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利,前者是受《出版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約束的從事出版物出版活動的權利,后者屬于民事權利;原告王××與被告李××簽訂《關于合作出版< 漢字密碼——中國人的造字故事>一書的協議書》的行為屬于對民事權利的處分,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且不違反法律,被告學林*版社要求確認該協議無效于法無據,不予支持。

但是,這兩種意義的出版權又是有聯系的。依據我國《出版管理條例》的規定,著作權人的出版權必須借助于具有出版資質的出版者來實現;非出版單位或者個人通過合同約定受讓或經授權取得專有出版權以后,也必須將專有出版權讓與出版者或許可出版者行使,才能最終實現作者的著作發表權和著作財產權。因此,從最終意義上講,專有出版權是出版者為減少因著作權人重復授權帶來的風險,避免資源浪費,實現作品使用效益最大化,通過與著作權人訂立書面出版合同,經著作權人明確授權而取得的一種獨占性或排他性的合同權利(繼受權利);在出版合同授權期限內,出版者有權排除包括著作權人在內的任何人在同一地域范圍內、以同樣的方式使用同一作品。可見,出版者的專有出版權是一項約定權利,而非法定權利。

著作權人授權出版者行使對自己作品的專有出版權,是對合同約定使用方式下和地域范圍內作品復制權、發行權、收益權的暫時性讓與(類似于以出版權為標的的出租行為,合同期限即為租期);在出版合同有效期內,被授權的出版者為專有出版權人,可行使出版合同約定范圍內該作品的復制權、發行權、收益權等準權屬人權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合同約定范圍內的該作品復制權、發行權、收益權權屬發生了轉移,而僅僅是受到了限制:在出版合同有效期內,著作權人自己不能再行使此項約定權利,也不能對此項權利進行再授權。雖然如此,著作權人仍然是這些受限制權利的權利人。這可從《著作權法》第三十一條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得到印證。在此期間,當第三人未經合法許可、在出版合同約定的范圍內以出版合同約定的方式不合理使用其作品時,在出版者要求侵權人承擔專有出版權侵權責任的同時,著作權人仍然有權作為獨立的權利主體(訴訟主體)要求侵權人承擔著作權侵權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