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醉酒駕車的危害

眾所周知，酒精對人體神經具有麻醉作用，它足以使飲酒者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在一定時間內被減弱，甚至喪失。駕駛機動車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而酒后駕車則大大增加了駕駛機動車的危險性，對公共交通安全危害極大。因此，各國都禁止酒后駕車，有的國家已經將醉酒駕車規定為犯罪。[1]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機動車輛數量和駕駛員人數猛增，而無視交通管理法律法規，酒后乃至醉酒駕車的違法犯罪也日益增多，給社會和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造成了嚴重危害。據公安機關統計，1998年全國共發生酒后和醉酒駕車肇事案件5075起，造成2363人死亡;2008年發生7518起，造成3060人死亡;2009年1至8月共發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駕車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駕車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醉酒駕車犯罪呈多發、高發態勢，危害嚴重，一次致多人死傷的案件時有發生。近期人民法院審理的四川成都發生的孫*銘醉酒駕車案、廣東*山發生的黎景全醉酒駕車案等，都造成數人傷亡的嚴重后果，危害極大，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高度關注。

二、醉酒駕車犯罪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依據

醉酒分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現代醫學和司法精神病學認為，病理性醉酒屬于精神病而生理性醉酒則不屬于精神病。根據醉酒的程度，生理性醉酒可分為輕度醉酒、中度醉酒和高度醉酒。其中，輕度醉酒者和中度醉酒者的辨認和控制能力雖有一定程度的減弱但并未喪失，屬于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或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高度醉酒者存在意識障礙，對自己的行為無辨認和控制能力，屬于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實踐中爭議問題在于高度醉酒者和病理性醉酒者犯罪應否負刑事責任。傳統的責任主義認為，刑事歸責不僅要求行為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并實施了符合刑法規定的危害行為，而且還要求“行為與責任同在”，即只有行為人在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條件下實施了危害行為才能對其定罪科刑。之所以堅持“行為與責任同在”原則是因為只有二者同在時行為才是行為人主觀意志的體現，這樣才能避免片面地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2]高度醉酒者和病理性醉酒者都因醉酒而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其在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情況下實施危害行為，出現行為與責任相分離的現象，在此情形下，如果追究其刑事責任顯然與“行為與責任同在”的原則不符。然而，現實生活中醉酒犯罪時有發生，危害極大，出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追究醉酒犯罪者的刑事責任顯得尤為必要，而且，如果醉酒可以免除刑事責任，則勢必導致為逃避刑事責任而惡意醉酒犯罪者大大增加，結果是不可想象的。

為了尋求對此類犯罪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的合理依據，彌補傳統的責任主義刑法理論的不足，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提出，醉酒者以及明知自己系病理性醉酒者故意或過失醉酒后犯罪也應負刑事責任。所謂原因自由行為，是指有責任能力的行為人在一時喪失責任能力的狀態下實施了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但是否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行為人原本可以自由決定;如果是故意或者過失使自己處于無責任能力狀態，則行為人應承擔刑事責任。其中，使自己陷入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的行為稱為“原因行為”;在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狀態下實施的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稱為“結果行為”。由于行為人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陷入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狀態，故稱為原因自由行為。根據此說，行為人飲酒及醉酒是其自由意志決定的，其自己可以決定是否飲酒、飲酒數量是多少。也就是說，醉酒者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喪失是由其自身的主觀意志決定的;如果因此而發生危害結果應當由其自身承擔責任。因此，醉酒后駕車犯罪應負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也明確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故追究醉酒駕車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不僅有充分的理論依據，而且有法律依據。

三、醉酒駕車犯罪的法律適用

(一)醉酒駕車犯罪的定罪

對醉酒駕車犯罪如何定罪，主要有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行為人醉酒駕車，致人傷亡，嚴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其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故意的，因此應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醉酒駕車造成人員傷亡的，屬于典型的交通事故，應定交通肇事罪。[3]駕駛機動交通工具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如果將醉酒駕車造成嚴重后果的交通肇事行為一律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實際上是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擴大解釋，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

第三種意見認為，醉酒駕車造成人員傷亡的，不宜一律定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應根據案件具體情況，認定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4]

筆者持上述第三種意見，同時認為上述第一、第二兩種觀點雖各自有一定道理，但都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1.我國《刑法》規定，對某個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定罪，必須結合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時的主觀心態和危害行為的客觀特征綜合認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主客觀相結合，不能只看其中某一個方面。醉酒駕車肇事，無論是何種情形，客觀上都表現為醉酒駕車、造成他人傷亡、危害了公共交通安全。單就客觀行為特征而言，由于交通肇事行為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所侵犯的客體都是公共安全，加之二者的客觀行為有諸多相似之處，很難認定醉酒駕車到底是交通肇事行為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為。因此，對此類犯罪準確定罪，關鍵在于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對犯罪結果的罪過，如果是故意，則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是過失，則定交通肇事罪。實際上，上述幾種觀點的分歧，也是在于對行為人主觀心態的認定。然而，司法實踐中，認定行為人主觀上的罪過形式是一個非常復雜而困難的問題。總的來說，應當根據“主觀支配客觀，客觀反映主觀”的基本原理，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認定。就醉酒駕車犯罪而言，應結合行為人是否具有駕駛能力、是否正常行駛、行駛速度快慢、所駕車輛車況如何、路況和能見度如何、案發地點車輛及行人多少、肇事后的表現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認定。事實上，在不同的案件中行為人對醉酒駕車造成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態也不相同，故不能說醉酒駕車犯罪行為人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一概是故意或過失，進而一律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交通肇事罪。

2.從刑法規定來看，雖然《刑法》第133條規定的交通肇事罪和《刑法》第114條、第115條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屬于《刑法》第二章規定的危害公共安全類犯罪，但《刑法》第114條、第115條規定的“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為是對該兩條中的“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行為的兜底，而不是對整個《刑法》第二章所有條款的兜底。故從立法目的來看，難以得出《刑法》第114條和第115條完全適用于醉酒駕車犯罪的結論。因此，司法實踐中，不能將這兩個條款無限制地擴大適用于所有醉酒駕車犯罪，否則，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此外，就《刑法》第114條和第115條規定本身而言，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為，是指那些與這兩條規定的“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等行為具有同等嚴重破壞性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即兩者在性質上要相當)，而不是泛指所有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在一般情況下，醉酒駕車行為和采用放火、決水、爆炸等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在性質上有差異，前者畢竟是一種交通行為，而后者本身就是犯罪行為。因此，不能把醉酒駕車行為簡單地歸結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面，一律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醉酒駕車行為在何種情況下與放火、決水、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行為在性質上相當，要在具體的案件中，根據行為的時間、地點、方式、環境等具體情況來判斷，不能單純以危害后果為準來判斷醉酒駕車行為是否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由于我國《刑法》沒有將醉酒駕車行為規定為犯罪，對于醉酒駕車造成人員傷亡的犯罪，如果一律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罰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醉酒駕車未肇事，或者雖然肇事但未造成傷亡及重大財產損失的則不能定罪;而醉酒駕車造成人員傷亡的，哪怕只是造成1人重傷，按照《刑法》第115條第1款規定至少都要判處10年有期徒刑。兩者差距之大，可見一斑，對后一種情形的處罰明顯過重，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

4.行為人在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撞擊車輛或行人，造成嚴重后果的，其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明顯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此種情形的犯罪情節惡劣、后果嚴重。如果按照交通肇事罪處理，一般情況下，最多只能判處7年有期徒刑，處罰明顯偏輕，不僅罪刑不相適應，而且也起不到有效的警示和預防作用，不足以遏制司法實踐中日趨嚴重的醉酒駕車犯罪。

事實上，醉酒駕車肇事，一般情況下，大致分為兩種情形：一是醉酒駕車肇事后，立即停止行駛，即所謂一次碰撞;二是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行駛，以致再次肇事，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即所謂二次碰撞。這兩種情形下，行為人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所持的心態并不相同。在一次碰撞情形下，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放任態度，否則，很難認定其主觀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故意或者間接故意，故只能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過失的，進而以交通肇事罪論處。在二次碰撞情形下，行為人醉酒駕車發生一次碰撞后，本該認識到其醉酒駕車行為具有高度的危險性，會造成對他人生命的傷害，然而，其對此漠然置之，不顧道路上行駛的其他車輛及行人的安全仍然繼續駕車行駛，以致再次肇事，沖撞車輛或行人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此種情形之下，行為人將他人的生命置于高度危險之中，其本人已經沒有能力對這種危險予以控制，危險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卻依然不管不顧、置之不理。這種狀態，明顯反映出行為人完全不計自己醉酒駕車行為的后果，對他人傷亡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主觀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間接故意，應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該說，在目前《刑法》規定的范圍內，這樣處理是最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的，也最能有效懲治和預防醉酒駕車犯罪。

(二)醉酒駕車犯罪的量刑

醉酒駕車犯罪，無論是構成交通肇事罪還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決定行為人的刑罰時，都要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犯罪情節、危害后果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力求做到罪刑相當。司法實踐中，在對行為人量刑時，應注意把握以下問題：

1.準確把握行為人的主觀惡性

一般情況下，醉酒駕車犯罪的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屬于間接故意犯罪或過于自信的過失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與以制造事端為目的而惡意駕車撞人并造成重大傷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因此，在決定刑罰時不能將此類犯罪與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等量齊觀，應當有所區別。這樣做，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和要求。

2.酌情考慮行為人犯罪時的實際辨認和控制能力

行為人在醉酒狀態下駕車，其辨認和控制能力實際上都有所減弱，這是不爭的事實。那么，在量刑時，可否酌情考慮該因素?由于我國《刑法》只是籠統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而未明確規定醉酒的人是否根據犯罪時的刑事責任能力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即醉酒犯罪是否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據此，有觀點認為，對醉酒駕車犯罪量刑時不能因為行為人犯罪時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實際有所減弱而酌情從輕。筆者認為，行為人犯罪時的辨認和控制能力狀況，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而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是量刑的重要依據。因此，對醉酒駕車犯罪行為人量刑時，如果完全不考慮其辨認和控制能力實際有所減弱而不予以酌情從輕處罰是不符合審判實際的，也不符合《刑法》第61條規定的量刑原則。

3.注意把握民事賠償與量刑的關系

我國《刑法》規定，犯罪分子應當依法賠償由于其犯罪行為而使被害方遭受的經濟損失，因此，醉酒駕車行為人依法賠償其犯罪行為給被害方造成的經濟損失是其法定義務。行為人履行賠償義務，并不影響對其刑事責任的追究。也就是說，醉酒駕車犯罪行為人既要依法賠償被害方的經濟損失，又要依法承擔刑事責任，即賠償不能免除刑事責任。但是，行為人真誠悔罪、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取得被害方諒解的、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量刑時可酌情從輕處罰。[5]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是“花錢買刑”。所謂“花錢買刑”是指犯罪分子利用錢財，通過非法手段逃避刑事追究或獲得從輕處罰。“花錢買刑”的犯罪分子并非真誠認罪、悔罪，與上述情況有本質區別。因此，司法實踐中，在對犯罪分子量刑時，既要考察犯罪分子是否真誠悔罪并積極賠償了被害方的經濟損失，又不能簡單地將賠償經濟損失作為從輕處罰的理由。尤其是在決定是否對醉酒駕車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為人適用死刑時，應取決于犯罪分子的罪行是否極其嚴重，而不在于是否賠償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對于醉酒駕車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分子，如果罪行極其嚴重，即使其賠償了被害方的經濟損失也可以判處死刑。

4.慎重適用死刑

我國《刑法》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屬于“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從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和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等三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認定，不能只看其中某一個方面。[6]行為人醉酒駕車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雖然情節一般都比較惡劣、后果嚴重、社會危害性大，但此類犯罪一般系間接故意犯罪，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結果發生，與蓄意殺人和惡意駕車撞擊車輛或行人的直接故意犯罪不同。相比之下，此類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險性不是很大。因此，綜合考察此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及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此類犯罪行為人一般不屬于刑法規定的“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不屬于適用死刑的對象。從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出發，一般不適用死刑。[7]但是，對于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的，如醉酒駕車肇事后不顧攔阻或抗拒檢查、抓捕，或為逃避處罰繼續駕車撞擊車輛、行人，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也不排除依法判處死刑的可能。

四、完善醉酒駕車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議

醉酒駕車往往引發惡性交通事故，比一般的交通違法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大，應當嚴懲，因此，很多國家都將其規定為犯罪。日本2001年《刑法修正案》規定，酒后駕駛、服用禁藥后駕駛、嚴重超速、飆車、闖紅燈等致傷的，以危險駕駛罪處1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的處1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加大對酒后駕車行為的打擊力度，日本還于2007年對交通法進行修訂，將酒后駕駛和醉酒駕駛規定為犯罪，對醉酒駕駛者處以5年以下拘役或一百萬日元以下罰金，對酒后駕駛者處以3年以下拘役或5d萬日元罰金。韓國于2009年4月修訂的《道路交通法》規定了醉酒駕駛車輛罪，處3年以下徒刑或一千萬韓元以下罰金。[8]日、韓兩國的上述立法對遏制其國內酒后和醉酒駕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我國現行《刑法》沒有將醉酒駕車行為規定為犯罪，也沒有針對醉酒駕車造成人員傷亡等危害后果的犯罪單獨規定罪名和刑罰。司法實踐中，對于醉酒駕車致人傷亡的，均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分別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而定罪的關鍵是認定行為人肇事時主觀上是故意或過失。然而，醉酒駕車犯罪基本上是突發性犯罪，行為人事前既無犯意，亦無犯罪動機，事后往往稱自己肇事時頭腦一片空白、沒有記憶，因此，司法實踐中準確認定醉酒駕車犯罪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形式非常困難，以致在此類案件的定罪上容易產生爭議。此外，司法面臨的另一個尷尬是，由于現行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懸殊很大，而在處理醉酒駕車犯罪案件上，兩罪之間缺乏一個刑罰適度的過渡罪名，以致刑罰適用也差距極大。因此，在準確懲治和有效預防醉酒駕車犯罪方面，現行《刑法》確實存在缺陷。本文前述對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的行為，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于醉酒駕車肇事致人傷亡，但未繼續駕車沖撞的定交通肇事罪，乃是在現行《刑法》規定的框架之下所進行的相對合理的處理。這種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司法實踐中對醉酒駕車犯罪的定罪量刑容易出現失衡的現象以及由此引發的爭論，也不能最大限度地預防和遏制酒后和醉酒駕車違法犯罪，實際上只是一種權宜之策。為了有力打擊和有效預防醉酒駕車行為，統一司法標準，促進社會穩定、文明、和諧發展，我國立法機關有必要借鑒他國立法例，對我國《刑法》進行修改，針對醉酒駕車以及飆車、吸毒后駕車等危險駕駛行為增設危險駕駛罪，并在綜合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的基礎上，合理設置危險駕駛罪的法定刑，以徹底解決目前司法實踐中此類犯罪的定罪量刑容易出現失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