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因自由行為的罪過問題

　　在危險駕駛犯罪中，主觀罪過難以認定的往往是那些原因自由行為，比如部分酒后駕駛犯罪。無論是在本國刑法中明確規定原因自由行為之責任的國家， 如瑞士、意大利、波蘭等國，還是沒有明確規定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等國，都是在理論上承認原因自由行為的刑事責任的。我國刑法也沒有對此進行專門規定，但 刑法典第18條第4款關于“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之規定，涉及到原因自由行為問題。因此，在辦理酒駕、醉駕等犯罪案件時，若不加區分地對每一個 案件都去追查行為人在造成嚴重后果之時的主觀心態是故意還是過失，糾纏于此，顯然是缺乏原因自由行為之法理意識的結果，這不僅浪費司法資源，也有害司法公 正。

　　中外學者對原因自由行為表述不一，但一般認為，原因自由行為包括4種情況：(1)故意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并在該狀態下實施刑法規定的客 觀要件行為;(2)過失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并在該狀態下實施刑法規定的客觀要件行為;(3)故意使自己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并在該狀態下實施刑 法規定的客觀要件行為;(4)過失使自己陷入限制責任

　　(二)前后罪過心理的具體判斷

　　危險駕駛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在于行為人與被害人同為交通參與者，常常處于對自身亦有危險之行為環境中。加之交通環境是流動而富于變化的，所以危險駕駛犯罪的隔地性、隔時性明顯。據此，在判斷行為人的罪過心理時必須考慮到以下部分因素：

　　其一，行為人的人格狀況。20世紀中葉以后在刑法學中興起的人格行為論，把刑法所規制的行為，理解為行為者人格的現實化。以人格行為淪為基礎的 人格不法理論，將對犯罪的刑法評價建立在具體的、個別的行為人的人格評價基礎之上，從而為刑法評價超越形式正義而趨向實質正義開辟了道路。我國學者指出， 人格反映人與人的本質區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用人格不法的概念來評價犯罪的行為和行為人，比傳統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等概念更為科學。[9]在 處理危險駕駛刑事案件時，不能把行為人看作抽象的社會平均人。如果不考察行為人的人格，一方面很難認定行為是出于故意還是過失，另一方面也往往難以判斷罪 過心理的連續性。有的危險駕駛行為人，具有正常人格，甚至是生存狀態良好，心態樂觀向上，沒有任何自殺或厭世心理，更沒有報復社會的動機，說他(她)在實 施原因設定行為或結果惹起行為時具有放任嚴重傷亡后果發生的故意，往往不合情理，而說他(她)在整個行為過程中放任的故意具有連續性，更不合情理。而有的 行為人，具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有責任能力)，不僅賤視自己生命，也漠視他人生命，甚至有暴力犯罪的前科，說他在實施原因設定行為或結果惹起行為時具有放 任的故意，乃至希望的故意，常常人情人理。尤其是對于前述(1)中之行為，如果說在明顯非對等(這里指加害人與被害人的生命安全所受威脅不對等)的行為環 境里，人格正常的行為人也很可能由于某種原因而放任他人傷亡的嚴重后果，但在交通危險基本對等的交通環境里，人格正常的行為人實施該種危險駕駛犯罪則是難 以想像的。當然，在刑事訴訟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人格調查需要一套科學的、民主的司法聽證機制，目前在我國還不具備這種條件。但即使是在目前，司法機 關也應該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現實作為處理危險駕駛個案時判斷其罪過心理的重要背景信息加以考慮，這并不表示要以人格調查取代行為評價。從根本上 說，在定罪過程中是否有行為人人格因素的容身之地，關乎前文所提到的司法官的法律觀和司法觀問題，限于論題，在此不作進一步探討。

　　其二，交通環境的變化情況。在危險駕駛犯罪中，行為人的罪過心理不可能是建立在任意一種交通條件之上，相反，他(她)總是以某種特定的交通環境 為依據。但是，其所預期的交通環境可能有變，這至少是因為其所預定使用或正在使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出現故障，所預期的天氣情況也非隨心所欲，所選擇道路的路 況也不是恒定不變。因此，行為人在原因設定行為之時具有某種犯罪的故意，但是在其實施結果惹起行為之時，如果現實交通環境遠不如其所愿，就是說，可能明顯 對其不利，那么由于行為人畢竟具有一定辨認控制能力，明顯不符預期的不利交通環境完全可能改變其罪過心理，使犯罪故意轉變為犯罪過失。反過來，行為人在原 因設定行為時具有某種犯罪的過失，但在結果惹起行為之時，如果現實交通環境大大好于其預期，也完全可能促使其犯罪過失心理轉變為犯罪故意心理。因此，在具 體認定行為人的罪過心理及其前后連續性時，應充分注意收集、分析、判斷有關交通環境一致性或變易性的證據。

　　其三，相關車輛的對比關系。道路交通參與者之間的強勢與弱勢關系，在很多時候是明顯存在的，比如大型工程車與小型私家車之間、機動車與非機動車 之間、汽車與摩托車之間、高級軍用車與普通民用車之間、機動車與行人之間，對比關系顯著。正因如此，有些車輛才敢于在交通活動中“橫行霸道”。在同等條件 下，道路交通中強勢者較之弱勢者，更容易產生放任的犯罪故意。正如有的檢察官所說，某些大型工程車的駕駛員，多次超載超速，違法行駛，交警部門屢次下令相 關工程運輸企業停工整改，但無濟于事，結果造成一系列影響惡劣的交通事故，其中不可否認地存在著犯罪故意。[10]拿極端的例子來說，當一個人格不正常的 人，明知自己酒后即將駕駛機動車行駛在以行人和自行車為主的道路上，可能撞死撞傷別人，而自己不大可能有事(即便汽車開到溝里也無大礙)，遂在原因設定行 為時產生放任的故意，而在結果惹起行為之時仍然持續著這種故意(當然可能誤甲為乙，或沒能力區分甲乙，但至少知道對方是人)。這種推理既合乎邏輯，也符合 經驗。因為，此時行為人放任的通常是他人的傷亡，只有在行為人想自殺的心態下才會放任自己死亡。但是，也有很多時候是行為人駕駛的車輛行駛在以汽車為主的 道路上，而自己的汽車并不比其他汽車更有安全保障，即便實際上碰撞的是較為弱勢的車輛，但也肯定不是行為人選擇好了之后才去撞的，根據隨機原則撞上較為強 勢的車輛也未必可知。此時行為人不大可能基于放任的故意而進行危險駕駛犯罪。一個人格正常的人，明知自己酒后即將駕駛的是普通民用小轎車，較之類似車輛并 沒有對于保障自身安全來說足夠的優越性，若撞上類似車輛很難說誰死誰傷，卻于原因設定行為之時放任自己酒后駕車，在人身危險基本對等的交通環境中去碰撞或 沖撞類似車輛。這種推理可能是合乎邏輯的，卻完全違背經驗。因為，在這種具體行為背景下，放任他人傷亡，就是放任自己傷亡，這種心態說是發生在一個沒有自 殺意念，相反卻自感活得有意義、有樂趣的。人身上，實在不好解釋。如果說該行為人在原因設定行為之時只具有犯罪過失，那么在其有一定辨認控制能力的情況 下，他(她)也不會于結果惹起行為之時轉變為放任的故意，因為對一個正常人來說，好生而不是好死，求生而不是求死，應該是一貫的心態。因此，如果不辨析刑 事個案中具體的交通環境和相關車輛的對比關系，而生硬規定(或誤導性地規定)只要行為人肇事之后還繼續沖撞，造成嚴重后果，就認定為故意，就以危險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刑，可以說是相當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