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詐騙罪的認定：（1）主觀形式。傳統合同法強調了意思的要求，認為“欺詐”必須具有“意思”的主觀要件。然而，在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中，保險業務是一項專業化程度很高的行業活動，普通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往往沒有足夠的保險知識。在進入特定的保險法律關系時，被保險人和投保人對保險的認識主要來源于對方即保險人的通知和說明。顯然，在保險專業知識的控制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在這種嚴重信息不對稱的保險合同簽訂過程中，保險人可以通過干擾信息來影響被保險人的注意力，制造自己服務的“假象”，從而贏得被保險人和被保險人的信任，誘發他們犯錯誤甚至利用自己的控制權對保險法律知識的無知和投保人設置的法律陷阱。從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看，如果認定保險人的“欺詐”行為堅持主觀上的“故意”成分，即實行過錯責任就是放松保險人的責任。其實，是將信息的注意義務轉移給消費者，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此，筆者認為保險人應當設定嚴格的責任，詐騙罪的認定也可以理解為過失，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如《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保險人在簽訂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作出明確的說明。如果沒有明確規定，該條款將不具有效力”，這就傾向于理解無過錯責任。二是詐騙罪的表現。欺詐從誘導對方犯錯的意圖開始，以導致對方犯錯的過程為起點，以實際不真實的意圖表達為結果。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保險人的欺詐行為一般表現為主動虛假信息。最常見的是針對消費者逐利心理的盲目夸大宣傳。一些保險公司及其代理人盲目夸大自己的回報率，甚至毫無根據地向投保人承諾自己有多少保證回報。事實上，投保人能否獲得收益以及收益有多大，都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家保險公司對股息前景的描述欺騙了消費者。此外，保險人的欺詐行為更多表現為信息傳遞的疏漏。保險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合同，其內容比較復雜。格式合同包含大量專業條款，是保險公司經過嚴格論證和計算后制定的，普通投保人很難對格式合同做出準確判斷。法律要求保險人對保險條件、保險方式、保險條款的含義和說明、賠付程序以及其他與投保人、受益人直接相關的保險事項作出說明。特別是對于免責條款，保險人應當履行明確的解釋義務。然而，保險人及其代理人在履行保險責任時往往存在過失，甚至在投保人要求解釋時故意掩蓋。三是詐騙罪的評價標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險公司作為市場競爭的一部分，其服務的重點公開是必然的，保險公司的解釋義務也不能無限擴大。因此，在認定“詐騙罪”時，應確立一個評價標準，即“程度”。筆者認為，判斷保險人“欺詐”行為的標準應以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為重點，應低于“平均智力水平”，即：，消費者應該是智力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缺乏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容易上當受騙的社會底層“愚弱”人群。我們不妨借鑒國外的一些評價標準。例如，德國通常采用經驗社會學的方法來判斷商業廣告中是否存在欺詐行為。在一個具體的案例中，調查機構隨機抽取1000名消費者，詢問他們如何理解廣告，然后計算誤導率。只要10%-15%的消費者有誤解，就足以認定存在欺詐行為。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