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了保持GDP的快速增長，一些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房地產業。一旦房地產開發商對某一城區感興趣，當地政府往往會以社會公共利益的名義對該區域內的房屋等地上房地產進行征收。一方面可以改變城市面貌，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權，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但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許多被征收戶對補償的不滿，勢必引發大量的訴訟或上訪等事件。因此，如何在征收過程中識別公共利益，進而平衡公共利益與私權的關系，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尊重和保護人權”和“保護公民合法私有財產”于2004年寫入憲法，強調從國家基本法的高度對公民財產權和人身權作為私有權利進行法律保護，然后導致了一系列旨在保護私人權利的法律法規的通過。可以說，我國法治的發展為保護個人私權建立了較為嚴格的法律保障體系。與以往歷史時期相比，它極大地拓展了私權在法律體系中的空間。公共利益掌握在公共權力的執行者手中，是制約私權的一把利劍。正確界定公共利益是把握公共權力制約私權的關鍵。中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法征收或者征用土地，并給予補償。”。第十三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法征收、征用公民的私有財產，并給予補償。”。民法通則第七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國民經濟。”。《土地管理法》第二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法征收、征用土地并給予補償。”。《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十九條規定：“土地使用者在出讓合同約定的使用年限屆滿前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國家不予收回；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可以提前收回，并根據實際用地年限和土地開發實際情況給予相應補償。我國許多法律法規都作出了上述規定。從法律規定的形式上看，只有公共利益才是限制公民個人權利的理由，還是讓公民轉讓自己的權利。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私權的生存空間卻不容樂觀，因為無論民法對私權的規定多么詳細和完善，在面對公權力時，私權總是那么脆弱。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頒布前，房地產開發商在政府的授意或默許下野蠻拆除房屋。《條例》頒布后，政府走到前臺，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對房地產開發商想開發的房屋進行肆意征收。被征收家庭的合法私有財產權受到侵犯。現階段如何有效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的合法性？在什么情況和程序下，公權有理由干預私權？《世界人權宣言》第29（2）條描述了公權和私權之間的一般關系：“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行使只受法律的限制，這種限制的目的是確保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得到保護應當承認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由，滿足民主社會對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要求。”文章明確了私權限制的范圍——公共利益。政府追求的終極價值是保護個人的權利。每個人都有充分的自主權和對生命、安全、自由、財產權、隱私和其他自然權利的尊重。政府的公共權力有責任通過法律和制度保護這些權利。這些私人權利是不言而喻的，應該是不可侵犯的。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通過有限的手段，個人權利才能從屬于重要的社會利益，即公共利益。然而，公共利益并不絕對優先于個人權利。雖然公共利益是客觀存在的，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必要的，但它在價值上并不自然地優先于個人權利，不能為了促進公共利益而無限度地侵犯私人權利。因此，政府在決定是否犧牲個人權利來保護公共利益的實現時，必須首先衡量兩者的大小，然后做出選擇。不能總是先入為主，認為公共利益必須高于個人權利，具有絕對的優先權。從這個角度來看，重新審視房屋征收中被征收戶的產權，我們剛才提到的，也應該是公共權力應該保護的公共利益的最終目標，而不一定是侵害的對象！而且，我國現行法律對什么是公共利益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雖然《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不能從法律層面界定公共利益，但第八條指出了公共利益的六個方面，分別是國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衛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政府組織實施的體育、環境資源保護、防災減災、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用事業等公共事業；（四）政府組織實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需求；（5）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然而，無論以何種形式表達公共利益，其終極關懷也應該是保護公民個體的自由和權利，為社會中每一個非特定個體的利益著想。如果政府征收一塊土地用于建設公園、地鐵和其他市政設施，每個人都有可能享受市政設施帶來的好處，這是公共利益；但是，如果政府將這塊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給房地產開發商，而開發商開發辦公樓和商品房的目的是為了商業開發和經營盈利，這是非公共利益。但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首先要注意正當程序。為了防止公共權力以“公共利益”為借口侵入私權領域，只有通過制定相關法律來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使政府能夠將相應的行政行為納入程序化軌道，衡量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的得失，這既符合法治精神，又保證了個人權利的生存空間不受最后一道防線的限制。只有通過適當的法律程序（如行政聽證制度），才能擴大公眾參與的范圍，使公共利益的判斷過程公開透明，使行政相對人在知情權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做出民主決策，減少誤解。公共利益不是自由裁量權，只有通過法律程序才能明確地證明人身自由和財產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原因，這種限制與公共利益形成合理的關系。行政相對人通過參與程序，向政府決策者論證這種限制是否必要，是否是實現公共利益的唯一選擇。只有這樣，才能理解“政府公權力侵害公民個人的某種權利，以服務于令人信服的公共利益”

其次，要完善救濟制度。除了明確公權力介入私權領域的情形和原因外，法律還應建立完善的侵害私權救濟制度。對于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進行的征收征用，法律應當明確政府在征收中應承擔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