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某設備銷售有限公司被告：某技術咨詢有限公司（一）案情原告與被告于4月5日訂立了由被告（承攬方）為原告（定作方）加工“管帽”的合同。合同規(guī)定：由原告提供原料，被告加工100萬個某種型號的“管帽”，加工費為每個1元，共100萬元：“管帽”分三批交付，第一批35萬個于同年10月1日交付，第二批35萬個，第三批30萬個分別由某鑄造廠于次年3月1日至5月1日向原告交貨。合同訂立后，原告按合同規(guī)定交付了15萬元定金和15萬元預付款。后因市場行情變化，“管帽”銷路不暢，原告的幾家客戶提出減少購買量，原告曾與被告協(xié)商變更合同數(shù)量，但遭到被告拒絕。后原告了解到被告將加工任務分別轉給了三家工廠，被告在與三家工廠訂立的合同中規(guī)定，每加工一個“管帽”，被告支付0.72元，被告從轉加工中每個“管帽”賺取了0.28元。同年10月4日，被告向原告提出交貨，原告提出因被告違反合同擅自將加工任務轉給他人且遲延交貨，原告不能接受貨物并支付剩余的加工費，并請求被告返還已交付的定金和預付款。被告提出：雙方訂立合同時其曾提出過轉加工問題，當時原告未表示反對；遲延三天交貨是因國慶節(jié)放假等原因造成的，原告拒絕收貨毫無道理。原告因索要已交付的定金和預付款未果，遂訴至法院，稱被告有欺詐和違約行為，請求被告返還錢款、賠償損失。（二）對本案的不同觀點對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欺詐，法院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作為一個技術咨詢公司，一無資金，二無設備，顯然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因而構成欺詐。該合同應可以撤銷。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雖是一技術咨詢公司，無實際加工的設備，但被告擁有多名技術工作人員，深懂加工“管帽”的技術，而原告正是因這一原因才與被告訂立合同的，據(jù)此，不能認為該合同為受欺詐訂立的合同。第三種觀點認為：不管被告是否具有加工承攬的能力，原告明知被告為技術咨詢公司而仍然委托被告加工，原告本身是有過錯的，其不能以欺詐為由撤銷合同，也不能以轉加工為由追究被告的責任。（三）作者的觀點我們首先要討論本案的被告是否實施了欺詐行為，原告與被告訂立的合同是否屬于受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原告認為被告從事了欺詐行為的主要理由是：被告作為一家技術咨詢有限公司，明知自己無加工“管帽”的能力，而仍然與原告訂立加工“管帽”合同，并在合同訂立后，又擅自將合同轉包給第三人，并從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合同轉包漁利。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關于在審理經(jīng)濟合同糾紛案件中具體適用經(jīng)濟合同法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第5條規(guī)定：訂立經(jīng)濟合同的當事人應當具有與其經(jīng)營范圍和經(jīng)營規(guī)模相適應的自有資金和履行合同、承擔責任的能力。如果明知自己沒有履行能力，仍與其他單位簽訂經(jīng)濟合同，其行為具有欺詐性質。該解釋第6條也規(guī)定：加工承攬合同的承攬方未經(jīng)發(fā)包方同意，擅自將合同轉包給第三人并從中牟取非法利益，是利用經(jīng)濟合同轉包漁利。對于轉包漁利的經(jīng)濟合同，應當認定為無效合同。我認為，這個司法解釋的觀點與我國《合同法》的精神相背離，值得商榷。從本案來看，僅僅從被告不具有加工“管帽”的能力，就認定其構成欺詐，理由是不充足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被告雖無加工“管帽”的足夠資金和設備，但其具有一定的技術力量，據(jù)法院調查了解，被告擁有多名技術工作人員，深懂加工該種“管帽”的技術，而原告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才與被告簽訂合同。即使被告不具有此種能力，那么，原告在與被告訂約時，明知被告為技術咨詢有限公司，無加工“管帽”的足夠能力，原告仍與其訂約，本身也是有過錯的，其行為性質屬于自甘承受商業(yè)風險，原告以后以其完全不知道被告不具有上述能力為由，認為被告構成欺詐，是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被告并沒有從事故意告訴虛假情況或隱瞞真實情況的行為，因為被告并沒有在與原告訂約時，隱瞞其作為技術咨詢有限公司的真實身份，并且在訂約時就提出過轉加工問題，合同對轉加工問題亦有所反映，表明被告在訂約時并未對原告隱瞞有關其生產(chǎn)能力的真實情況。尤其應當看到，被告在合同訂立以后，嚴格按照合同規(guī)定作出了各種履行準備，盡管因各種原因而致使其第一批交貨時間延誤了三天，但表明其在履行過程中并未從事任何欺詐行為，所以，認定被告實施了欺詐行為是不能成立的。由此，也涉及到履行能力與欺詐之間相互關系的討論。嚴格地說，合同當事人在訂約時沒有履行能力，但其本身并沒有故意捏造虛假情況或隱瞞真實情況，沒有謊稱自己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誘使對方訂約，從而占有對方的預付款、定金甚至實際交付的貨物或價款，不能構成欺詐。某個當事人訂約時沒有履行能力，不能排除其以后會有履行能力，即使在履行期到來以后，合同仍不能履行，也不能導致合同無效。因為如果履行不能是基于一方的過錯造成的，那么，造成履行不能的一方應對其違約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所以，我認為，單純將履行不能作為欺詐的標準，是不妥當?shù)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