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

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從證據角度看，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一般有兩種途徑，一是行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過行為人客觀上的表現來推定。從司法實踐來看，許多犯罪嫌疑人在歸案后都會極力用“經濟糾紛”作為幌子掩飾行為詐騙性質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較少犯罪嫌疑人會主動供認自己犯罪罪行為。所以，如何從行為人客觀方面的表現來推定其主觀上的意圖，就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目前，對于這一問題主要有“履行能力說”、“客觀分析說”、“原因分析說”、“分段分析說”等幾種觀點，以下分別對這幾種觀點進行評析。

1、“履行能力說”，即以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能力來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這種觀點認為，只要行為人簽訂合同的時候自己本身沒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觀上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這種標準雖然明確可行，但也存在如下問題：(1)行為人的履行能力在合同簽訂和合同履行階段可能發生變化，如在訂立合同的時候可能沒有履行能力，而后來卻可能具有履行能力;訂立合同的時候有履行合同能力而后來反而不具有履行能力。因此，沒有履行能力或履行能力不足而簽訂合同并不能排除行為人主觀上存在的無本經營或小本經營的可能性。(2)履行能力還可能因為行為人在合同中地位發生變化而變化。由于我國合同法已經承認了隱名代理，居間合同在實踐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許多人盡管在訂立合同的時候沒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過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轉變為代理人或居間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這種行為盡管可能產生民事責任，卻不屬于合同詐騙的范疇。可見，履行能力標準具有不確定性，不適宜作為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

2、“客觀分析說”，即以行為人的實際履行能力為主要依據，并結合行為人的履行態度以及對合同標的物處理情況等客觀因素來認定行為人主觀上的目的。這種標準比“履行能力說”顯得全面，能綜合考慮行為人在行騙時的多種客觀表現，如沒有進行必要的履行義務的準備，不按照合同的規定處置標的物等，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為主要依據的，并沒有解決履行能力標準存在的不確定性問題，而且沒有分析行為人在合同訂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階段的主觀目的，只限于對行為人客觀表現的客觀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3、“原因分析說”，即以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行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損失的真正原因來確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因分析說從整體上對合同的兩個階段進行綜合分析，這種分析兼顧了對行為人主觀和客觀情況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原因分析說主要是從因果關系的角度出發進行探討，在邏輯上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現在：盡管行為人的詐騙行為必然是合同不能履行和一方當事人損失的原因之一，但是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是誘發詐騙行為的原因之一，而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損失的原因是由詐騙行為引起的，所以行為人主觀上的目的與這兩種后果之間存在的還只是間接的因果關系。在多因一果的情況下，導致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損失的原因還可能是多種的，而行為人詐騙行為也只是其中的一種，因此，原因分析說通過兩重推定來確認行為人主觀上的目的，在邏輯上就顯得不夠周延，其結論也就不一定準確。

4、“分段分析說”，即在合同簽訂階段，以是否以虛假的身份和虛假的擔保來欺騙對方，使對方陷入錯誤的認識而交出財物作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在合同生效階段，以行為人的履行態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標的物的處理情況來認定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分段分析說綜合了上述各種觀點的優勢，即：(1)既從整體性的角度出發考察合同從訂立到履行過程中行為人的客觀表現，又從局部角度出發分階段考察行為人在合同訂立和合同履行過程中的客觀表現。(2)摒棄了以“履行能力”作為考察行為人主觀目的的惟一依據，而將其重要的表現即行為人的資信(真實身份)和提供的擔保的真實性作為重要的考察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履行能力標準的不確定性問題。但是，這種分階段采取不同標準的分析并不能完全概括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觀表現，如行為人在合同簽訂階段可能采取真實的身份，但對自己的財產狀況作出虛假的聲明，實際上也是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表現之一，而且也不能正確解釋行為人在效率違約的情況下的主觀目的，即行為人認為不履行合同對自己更為有利，拒絕履行合同但自愿選擇承擔違約責任，這時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