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代表權利并充分表達權利、有效制衡權力的“社會法律監督者”，律師在現代法治社會中發揮著不可取代、無以倫比的積極作用。具體來說，律師通過發揮其作為社會生活的“先知者”與“潤滑劑”、經濟建設的“促進者”、依法行政的“加強者”和法治建設的“完善者”等幾個方面的作用，實現其“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職業使命。

和古代快意恩仇、行俠仗義的“俠客”不同的是，就其職業行為特征而言，律師所要表達的是當事人的權利，表達的前提也是基于當事人的委托。離開了當事人的委托，離開了對當事人表達自身權利行為的代理，律師表達權利、制衡權力的行為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失去了正當性和合法性基礎。而溝通律師與當事人委托關系、構成律師代理行為合法性的文件恰恰就是當事人聘請、委托律師的委托代理合同。

這一份份看似平常無奇律師代理合同，對于合同雙方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從當事人角度而言，委托代理合同意味著對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的信賴、信任，意味著自己權利的托付以及最大的實現可能;而對于律師事務所及律師的而言，特別是對于具體承辦律師個人而言，委托代理合同則意味著自己職業使命的誕生，意味著眾多自己從“社會法律監督者”選手中脫穎而出，有機會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實現自己的職業價值。可見律師代理合同不僅是連接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紐帶，更是溝通律師維護法治、實現正義的職業宗旨可能性與現實性之間的橋梁。

然而，令律師行業感到尷尬的是，本為當事人權利奔走呼號、本應獲得當事人最大信任和尊重的律師，卻頻頻被當事人推上法庭，充當種種案由的被告。如認為“辯護律師未盡責”而引發的死刑犯母親狀告律師案;因官司敗訴而引發的委托人狀告律師事務所要求返雙倍律師費案;因涉嫌雙方代理而導致的當事人狀告律師“拿著這邊吃那邊”案;認為律師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狀告律師“收錢不辯護案”;甚至于當事人為得到妻子不忠的證據，委托律師調查，結果律師無法取得證據，便將律師送上法庭;以及曾一時轟動中國律師界的**大廈狀告上海建緯律師事務所的因律師事務所過錯責任而被索賠2240萬元案(最終上海高院終審判決建緯所應將收取的240萬元悉數返還**大廈)。

這些狀告律師的案例向我們展示，當事人狀告律師案例早已不再新鮮，并且似有上升勢頭;當事人狀告律師，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樣謹慎從事，而是不管有理無理，先告了再說;新聞界、甚至個別法官推波助瀾，在人民法院已經作出司法判決、原告訴訟并不成立的情況下，不負責任地發上一通“辦案法官對記者說……雖然敗訴，但是，劉先生狀告代理律師事務所一案說明百姓法律意識在日益增強，體現了社會的進步。此舉對推動律師事務所更為誠信地為委托人服務有積極意義”的感慨;重視管理、知名度大的律師事務所也難以幸免，如**大廈訴建緯所案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