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形成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保險公司應按照合同約定就徐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理由是:(一)盡管有鑒定報告認定原告在發生交通事故時,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達飲酒狀態,但公安部門在對事故原因作調查后,在責任認定書中未認定原告徐某酒后駕車,法院在處理與交通事故有關的糾紛時,應參照公安部門的責任認定書。(二)我國《保險法》第31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因保險合同系格式合同,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在簽訂合同時,保險人有義務就免責條款向投保人作出重要的口頭說明。被告未就免責條款作出書面重要說明,故即使依據鑒定報告認定原告徐某系酒后駕車,也不能免除被告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保險公司在本案中不應承擔理賠責任。(1)從證據的證明力角度而言,鑒定結論的證明效力高于證人證言和其他書面證據的證明效力,責任認定書是公安部門對事故責任的認定,其效力并不能取代或否定“鑒定結論”的效力,法院在對證據采信時,應從證據的證明力上進行比較,責任認定書與鑒定結論兩份書證相比較,顯然后者更具科學性,能夠證明原告酒后駕車這一事實,且原告也不能提交充分的證據來推翻鑒定結論。根據鑒定結論,應認定原告在發生交通事故時血液中酒精含量為每百毫升90毫克,參照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發布的《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國家標準,原告徐某發生交通事故時的酒精含量已符合飲酒駕車的標準。(2)本案不應機械適用保險合同的“不利解釋原則”。理由是:1、在當事人對保險合同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認識,或者依照社會觀念,保險合同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的含義不清楚或有兩種以上的解釋的情形下發生了對保險合同的條款爭議,此時才適用格式合同的“不利解釋”原則。嚴禁酒后駕駛機動車輛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不會產生歧義,原告身為駕駛人員應當知曉并遵守這一規定,故不適用《保險法》中的不利解釋原則。2、原告持有的保險單“重要提示”欄第3項已提醒投保人注意“閱讀承保險種對應的保險條款,特別是責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所以雖然被告在簽訂合同過程中,操作不夠規范,沒有作特別提示,原告也有義務仔細閱讀該條款,了解條款內容。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嚴禁酒后駕駛車輛是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重要規則,該法則充分體現了尊重生命、尊重健康的重要價值取向,保險合同中約定酒后駕車造成的損失保險人免責,符合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應該得到法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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