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證據規則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73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

正確適用該條規定的前提，首先是弄清舉證責任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所謂舉證責任，簡言之，即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所依據的事實應承擔的以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關于舉證責任何者承擔的問題，民事訴訟法和《證據規定》對當事人對何種事實具有證據責任做了詳盡的規定。同時《證據規定》第7條對上述規定未做規定的情況下何者承擔舉證責任做了規定，即“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既然是責任，那么當一方當事人不能完成舉證責任或所舉證據被法院認定為不能證明待證事實即待證事實處于真偽不明時，將會導致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即通稱的敗訴風險。

然而民事訴訟所涉法律關系往往是紛繁復雜的，各方當事人基于不同情況，往往向法院提交各式各樣的大量證據。那么是否一旦所提供的證據被確認不能證明待證事實，就一定要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呢?回答是否定的。為了能夠很好地利用證據規則，實現審判的公平與正義。我們不妨從當事人所舉證據的理論和實踐綜合的視角出發，對其進行歸類。一般而言，待證事實包括權利產生的事實，妨礙權利產生的事實，權利消滅的事實三類。誰主張相應事實，誰就要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然而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往往交叉不斷地提出許多證據，或證明自己所主張的事實真實或證明對方主張的事實不真實，或證明對方的主張具有不合法、不真實和非關聯性，等等。陳述雙方當事人你來我往的舉證證明過程，當待證事實達到被法官內心確認為真偽鮮明的程度時，相應的裁判結果當顯而易見，但當待證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時，那么應由誰來承擔這一不利的待證事實不能被法官認定的法律后果呢?顯然是要由對此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由此看來，對一案件事實進行真偽明辯的過程中，法官正確地分配舉證責任，是實現審判公正的核心和基石。從某種意義上講，證明責任的分配較程序的重要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它也是衡量一個法官素質的標準之一。

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依據，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全部訴訟活動實際上都是圍繞證據的搜集和運用進行。在證據運用中，現代各國證據法雖然普遍認可與形式證據制度相對立的自由心證制度，允許事實栽斷者根據理性和經驗對證據作出自由判斷，但由于訴訟證明過程存在利益價值的沖突和證據及事實認定上的矛盾等原因，如果不確立為某一訴訟結構所需要的一定的證據規則，將難以保證訴訟的效率和對案件客觀事實的正確確認。對訴訟主體的證明活動而言，證據規則的存在至少有兩個作用，是在訴訟活動中規范訴訟各方的取證和舉證行為;二是在根據證據認定事實時限制對證據的自由取舍。

證據規則的存在及其內容首先受到訴訟基本結構的制約。當今世界兩種基本的訴訟結構，即在證據調查上控辯方主導型的對抗制和法官主導型的審問制(即當事人主義和法官職權主義)，對證據規則的繁簡及其內容有不同要求。其突出區別在于：前者的證據規則復雜而嚴格，后者則十分簡略且靈活。

特殊性

注意中國刑事訴訟制度及其運用條件和環境的特殊性，對證據規則作出既反映訴訟規律又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界定。這里尤其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中國庭審方式并非典型的對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較大程度法官職權運用。由于法官積極運用職權查明案情，對證據規則的要求應當較之英美等國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如相關性規則，不需要如英美那樣對相關性(如品格證據的相關性)限制嚴格。同時，還要考慮到，刑事訴訟制度中存在一些特有的做法，這些東西既不存在于當事人主義訴訟，也不存在現代于職權主義訴訟中。如被告不享有沉默權而負有供述義務，那么在證據規則上對口供自愿性的要求與國外應有較大區別，否則將和法定訴訟制度與證據制度相沖突。

二是刑事訴訟制度運用的客觀條件和環境尚待優化，過分嚴格的規則。要求實際上將難以執行，如果強求確立和執行，將會損害刑事訴訟制度運行的整體效益。例如，在我國由于證人補助、證人保障、作證文化等方面的不足，國外十分強調的禁止不能當庭質詢的傳聞證據運用的規則，在應有更大的靈活性，因為沒有這種靈活性，將使許多案件實際上無法審理。

正因為證據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在搜集證據的時候，應該嚴格按照國家法律對證據的相關規定來搜集有用的證據，這樣才會在案件審理的時候發揮到相應的作用。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識請上律霸網進行專業的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