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土地承包時，鄧某以戶主身份一家人承包了3.4畝土地，承包人口約為4.7人。1999年1月，賴某與同組的鄧*兵(系鄧某之子)結婚，并于同年10月23日生育鄧-雪，成為鄧某家庭成員共同生活。2000年正月，在親屬參與下，鄧某家庭進行了分家，鄧*兵、賴某、鄧-雪一家分得鄧某戶下約一半的土地耕種，同時就其它財產、債務進行了分割。2002年10月，因咸池水庫二期借水工程建設，國家征用了以鄧某為戶主的承包戶內土地1.68畝。根據征地拆遷安置方案，鄧某戶內5人可安置3人，安置補助費每人6000元，可獲得安置補助費18000元;每畝土地補償費12500元，可獲得土地補償費21000元。鄧某家安置的是賴某、鄧*兵、鄧-雪。2003年3月，鄧某領取土地補償費21000元、安置補助費18000元。2008年6月，賴某、鄧*兵離婚，鄧-雪由賴某撫養。賴某、鄧-雪起訴要求分割安置補助費和土地補償費。

分歧

此案的處理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賴某、鄧-雪在鄧某戶內享有承包經營權。賴某、鄧-雪作為享有承包經營權的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已經農轉非安置，即喪失了作為該組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現作為水庫移民的合法權利應予保護。因此，本案土地補償費21000元、安置補助費18000元應歸賴某、鄧-雪和鄧*兵共同所有。由于該費用由戶主鄧某領取，賴某、鄧-雪已不屬鄧某戶內家庭成員，鄧某占有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應按份返還給賴某、鄧-雪。

另一種意見認為，農村土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補償費，在性質上是對集體經濟組織土地所有權的補償。因此，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對土地補償費享有均等的權利。本案當地集體經濟組織系將土地補償費分配到實際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經營戶，因此，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該承包經營戶內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對分配到的土地補償費享有均等的權利。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賴某、鄧-雪系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系鄧某承包經營戶內成員，因此，賴某、鄧-雪應與鄧某、何*翠(系鄧某之妻)、鄧*兵對分配到的土地補償費享有平等的權利。安置補助費系國家征收集體土地后，安置被征地單位由于征地造成的多余勞動力的補助費用。鄧*兵、賴某、鄧-雪系鄧某農村承包經營戶因征地喪失對剩余承包土地的承包經營資格而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需要安置的人員，安置補助費應由該農轉非的3人享有。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土地補償費究竟是在鄧某、何*翠、鄧*兵、鄧-雪和賴某之間分配還是在鄧*兵、鄧-雪和賴某之間分配的問題，兩級法院對此認定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本案中，當地集體經濟組織系將土地補償費分配到實際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經營戶，因此認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中的人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成為能否領取土地補償費的關鍵。賴某在第一輪土地承包時即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后雖出嫁，仍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未變化。鄧-雪系該集體經濟組織內自然出生的人員，亦具有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由于當地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鄧*兵與賴某尚未離婚，賴某與鄧-雪自然屬于鄧某農村承包經營戶的成員，依靠該戶承包地生活，其與鄧某、何*翠及鄧*兵之間享有平等的土地補償收益權。由于我國農村承包經營系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以戶主為代表承包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并不屬于戶主個人，應屬家庭成員共有，無論被征收的土地此前在家庭內部劃分為誰耕種，鄧某承包經營戶分家后實際新組建的兩個家庭未與本集體經濟組織重新建立承包合同關系，征收發生后，表現為仍系原鄧某家庭承包經營戶承包土地的減少，是家庭成員共同的生活來源的減少，不是家庭某一成員或部分成員承包經營土地的減少，因此，征地分配的土地補償費也應由家庭成員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