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環境保護法律規定的缺陷和不足

現行的應對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的應急立法幾乎包含了可能出現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的每個角落，但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真正出現時，應急立法往往不能起作用。正如我們所知，任何一種法律規范，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都離不開相關的社會背景和條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法律規范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出應有保障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社會基礎條件，諸如環境污染應急機制的公眾認同度、適應度和配合度以及社會接受心理狀況等等存在缺陷，亟待進一步改善。當然從法律自身來說，突發性環境事件應急預案種類繁多，針對同一類型環境突發事件，不同應急預案體系并不完全統一，有時甚至存在沖突;應急機制過于抽象簡陋，導致可操作性差;內容一般較為原則、寬泛，這就使得突發環境應急立法無法適應應急管理的實際需要。

2、環境管理體制存在諸多問題

《國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雖然針對突發環境應急事件機制做出了如下規定：“在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全國環境保護部際聯席會議負責統一協調突發環境事件的應對工作，各專業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做好相關專業領域突發環境事件應對工作，各應急支持保障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做好突發環境事件應急保障作。”但可以說我國沒有建立起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體系、預警系統和處理預案，因為我國目前應對環境突發事件的管理只是在各級人民政府設置了相關的臨時機構，而且大多仍是反應型的臨時班子組合，缺乏專業性與統一性、主要依靠臨時判斷和處置，難以符合科學和準確的要求。可以說，我國的環境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仍然沒有從根本上真正改變各自為政，分散執法的傳統模式。這既可能會使政府在處理危機事件中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加以協調，亦制約了應急事件處理控制能力，從而嚴重地影響政府處理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的效率。可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這種弊端必然限制突發環境事件的應急制度的有效建立。松花江污染事件表明，高度集權的單中心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在應對環境突發事件方面效率低下，應賦予地方政府在管理本轄區的突發環境事件一定的權限。

3、信息公開制度和突發環境事件通報與報告制度不健全

突發環境事件傳播的信息流中，核心環節是突發環境事件識別信息和突發環境事件應對信息的發送和接收。但在我國，突發環境事件發生后，事故情況往往沒有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謊報、緩報、瞞報的現象層出不窮，更沒有及時向社會公眾發布。松花江的水污染事件中，吉林和黑龍江省的政府沒有及時透明地傳播突發環境信息，事故信息沒有及時向下游地區和相關部門通報，當地傳媒對涉及本省的問題保持沉默，[2]這不往往僅延誤了處理污染事件時機，也會造成居民的恐慌心理，顯然不符合有效的環境應急管理的要求。正如美國學者費姆-邦茨(K.Feam-Banks)所說，“一個有效的傳播不僅能減輕危機，還能給組織帶來比危機發生之前更為正面的聲譽，而低劣的危機處理則會損傷組織的可信度、公眾的信心和組織多年來建立起來的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