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4日，云南省曲靖市陸-良縣，工人為腳下的鉻渣“蓋房”，這些鉻渣緊鄰珠江上游的南盤江。

在邁出“草根NGO環境公益訴訟案”第一步后，“自然之友”被700萬的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費用的報價困在了原地。

時機成熟了

去年8月，云南曲靖市的一座水庫邊，突然出現了大量牲畜的尸體。經過檢測，水庫內有毒物質鉻含量超標，牲畜都是在飲水后死亡的。

真相很快浮出水面，鉻來自于當地陸-良化工實業有限公司，他們將5000噸鉻渣隨意傾倒在水庫邊上。隨后，媒體又爆出14萬噸鉻渣堆放在珠江源頭旁長達十余年、南盤江六價鉻含量超標2000倍、周邊村莊癌癥率高發等一系列問題。

作為一家民間環保NGO，“自然之友”總干事李-波、公眾參與議題負責人常-成等人決定派出工作人員和“自然之友”的公益律師團一道，前往曲靖實地調查。

到達陸-良后，他們發現污染情況比他們想象中的還要嚴重。

公益律師團成員楊-洋回憶，鉻渣堆放地周邊土壤明顯發黃，周邊水稻田里的水泛著白沫，甚至連距離鉻渣幾十米遠的圍墻，都結滿了白色晶體。

為了取樣，總干事李-波用手指刮取了一些墻上的白色晶體。晚上睡覺時，他被癢醒了，用水沖了半天才有所緩解。同行的其他成員開玩笑說，要是有不法之徒企圖投毒，隨便從墻上刮一點就夠了。

回到北京，律師團迅速形達成一致：準備材料，向曲靖市中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鉻渣污染事件發生后，當地環保局對陸-良化工實業有限公司下達了限期整改通知，依法處以了30萬元行政罰款。當地政府對也其下達了停產通知，并要求企業加快鉻渣無害化處理。

雖然有專家稱，被鉻污染過的生態水系和土壤若想恢復到未被污染之前，恐怕要將近40年的時間，但政府并沒有在處罰中提及生態恢復的問題。

這一次，“自然之友”希望通過訴訟，以更具效力的法律判決，而非行政命令的方式，執行肇事企業污染后的賠償問題。

他們的公益訴求也有別于行政處罰：除了要求肇事方停止侵害，消除環境危害，還要拿出專門的資金，用于恢復當地生態。

早在2008年，“自然之友”就開始關注環境公益訴訟領域。前年，他們內部還專門開啟公益訴訟項目。這次鉻渣污染事件成了他們第一次實踐。

在我國，沒有明確關于公益訴訟的法律規定。社會各界對公益訴訟也沒有清晰、統一的認識。

多數學者傾向于寬泛地界定公益訴訟，即凡屬涉及不特定多數人公共利益的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都可以理解為公益訴訟。

1990年代中后期，“公益訴訟”這一概念才被引入中國。2005年，以全國律協發布《公益訴訟蘇州宣言》為標志，公益訴訟掀起了一個小高潮，如郝*松(微博)狀告鐵道部拒開發票案、李-剛狀告全國牙防組虛假認證案等。

而在環境污染事件中，公益訴訟卻很難立案，法院的理由是，原告與案件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

在鉻渣污染發生前一個月的渤海溢油事件中，“自然之友”等11家民間環保組織，就是基于上述考慮，放棄了向中國**石油總公司和**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這一次，“自然之友”覺得立案的可能性很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鉻渣污染事件發生的曲靖市專門設有環保法庭。

最近幾年，云南、貴州等省份高調設立環保法庭，通過地方法規鼓勵環境公益訴訟。甚至有云南的法官公開表態：環保法庭設立的初衷就是環境公益訴訟。

“自然之友”最初的計劃是，聯合另外一家民間NGO組織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作為原告，將曲靖市環保局列為第三方，起訴被告陸-良化工實業有限公司，要求被告立即停止污染行為，并賠償造成環境損失。

曲靖市中院沒有馬上受理，而是建議“自然之友”將曲靖市環保局也拉入到原告中去。他們認為，把環保局列為原告有益于取證，而且環保局可以與兩家NGO分擔環境損害的評估費用。

這是“自然之友”難以接受的。他們擔心，一旦夾雜官方成分，案件很有可能以調解告終。

果不其然，曲靖市環保局一位副局長在和李-波的一次溝通中，“看似無意”地提及了調解的主張。

“自然之友”的律師曾*斌認為，調解不是不可以，但他們更希望先經過庭審。

經過數次協商之后，“自然之友”接受了曲靖中院的建議。事實證明，環保局成為原告之一后，這起公益訴訟的成功立案水到渠成了。

2011年10月19日下午，律師團將修改過后的訴訟材料交到了曲靖中院。五分鐘后，他們就順利拿到了案件受理通知單。

取證之難

成功立案并不意味著接下來就會順風順水，“自然之友”很快就遇到了公益訴訟之難。

去曲靖市工商局查肇事企業檔案時，楊-洋和曾*斌的經歷讓人啼笑皆非：工商局要求他們自備復印機和打印機。

經過溝通，工商局做出讓步：只準許他們拍照，不能復印。楊-洋心里還納悶：按照工商總局的規定，查詢企業工商檔案是不準拍照的。難道曲靖市工商局不知道嗎?既然他們只讓拍照，那就拍吧。

二人拍了十分鐘左右，一名負責人可能覺得不妥，制止了他們的拍照行為，轉而又答應給他們復印。

而前往14萬噸鉻渣堆放地取證的經歷，也堪稱驚險。最初，“自然之友”直接向陸-良化工實業提出希望實地調查堆放在南盤江邊的14萬噸鉻渣處理情況。陸-良化工實業的法人代表徐*根很痛快地答應了，但是他本人一直稱沒有時間見面。

三次預約未果，“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員決定自行實地走訪鉻渣堆放地。

正當他們拍完照片留證，準備開車掉頭離開的時候，一輛轎車橫在路中間，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從車上下來的幾個人，自稱是陸-良化工實業保衛科的人。沒說幾句話，他們就搶走了調查人員的相機和錄音筆，還報警稱“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員來廠偷鉻渣。

曾*斌覺得可笑：接觸鉻渣時間稍長，回去就有口鼻喉干、皮膚瘙癢之類的癥狀，誰還會去偷劇毒的鉻渣?他們也報警，表示調查團成員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

警察趕到現場調解，保衛人員仍然拒絕交還相機和錄音筆，幾經協商，當“自然之友”拿回相機和錄音筆時，發現照片和錄音都已經被刪掉。

當時楊-洋就想：如果前來取證的是政府部門，對方還會不會如此?

巨額評估費

艱難地完成取證后，鑒定成了橫在“自然之友”面前的一道坎兒。“自然之友”提出的訴訟請求中，重要的一項就是要求被告賠償因鉻渣污染造成的環境損失。

污染范圍、污染程度，以及污染造成經濟損失的具體金額，則需要由具備評估能力和司法鑒定資質的第三方機構作出鑒定。

如果沒有生態環境損害評估鑒定，即便“自然之友”勝訴，法院也無法判定被告的賠償金額。

生態環境損害評估是一個多學科、綜合性和技術性都很強的工作，國內既具備評估能力，又有司法鑒定資質的機構少之又少。而且，鑒定的費用還非常高。

“自然之友”曾向一家具有司法評估資質的機構提出過鑒定請求。對方提出的報價是700萬元，這完全超過了“自然之友”的承受能力。2011年，這個公益組織全年總支出亦不過500萬元。

“鑒定費用是很高，但也沒高到這個地步。對方提出的報價很不負責任。”楊-洋認為，數十萬到上百萬還算一個比較正常的價位。但即使如此，也是“自然之友”無法負擔的。而且一旦官司沒有獲勝，這個評估費用如何落實，也將成為難題。

“自然之友”一度寄希望于原告之一的曲靖市環保局提供幫助。但環保局表示，部門預算有限，無法分擔這筆鑒定費用。

現在，“自然之友”找不出任何一家既有評估能力、鑒定資質，費用又在可接受范圍之內的機構。他們只能呼吁具備評估能力、鑒定資質的機構，能夠出于公益的考慮，減免部分費用。

“可能對外界來說，這個案子能立案已經成功了。如果停留在形式意義上的成功，我們心有不甘。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走完所有程序，實際地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這樣也能為以后的案件提供更多參考價值。”“自然之友”公眾參與議題負責人常-成說。

爭議

“自然之友”此次訴訟的成功與否，仍然是一城一池的成敗，亟需突破的還是法律的限制。

“自然之友”鉻渣污染事件公益訴訟案剛立案時，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主任王*發不吝贊美之詞，稱此案是“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歷史性突破，也是我國無利益相關者提起公益訴訟的一個良好開端，必將對正在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產生深刻影響”。

他的話似乎應驗了。

去年10月24日，“自然之友”鉻渣污染事件公益訴訟案立案后五天，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的《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公益訴訟制度，擬首次賦予社會團體提起公益訴訟的資格。

草案擬規定：對環境污染、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有關機關、社會團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不少法學專家和環保人士認為，如果民訴法修改最終能夠確立這一條款，無疑將會為我國公益訴訟打開一扇“廣闊的大門”。

但是，擬修正案中“有關機關”、“社會團體”如何界定，值得玩味。

許多法律界人士將“有關機關”解讀為國家檢察機關。而對于“社會團體”，“自然之友”內部和學界一樣，也出現了兩派不同的觀點。

公益律師團成員夏-軍認為，“社會團體”，應是按法律含義界定，即《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規定的“達到一定會員數，經過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

但目前大部分獲得“社會團體”證書的組織，都是官辦的社團組織。草根性質的民間組織，注冊社會團體很難，全國只有少數幾個。“自然之友”和大多數民間NGO一樣，都屬于“民辦非企業單位”，從法律上，不算“社會團體”。

在他看來，這次修正對民間NGO來說“名寬實緊”，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倒退。

李-波則不這么認為。他覺得，修訂案中的“社會團體”，并非指登記時所拿的證書名稱，而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指的是除政府和商業組織之外，其他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包括了目前拿著“民辦非企業單位”證書的大部分民間NGO。

“環境問題必須引起政府重視。”李-波說，去年我國環境污染損失超過了2萬億元，占GDP比重達6%，甚至超過了教育支出的4%。如果修正案放寬提起公益訴訟的要求，拓寬訴訟主體的多元化，能對環境保護起到很大幫助。

目前，有關部門尚未對草案中的“社會團體”作出明確解釋。無論最終修正案能否通過，對“社會團體”如何界定，“自然之友”都走在了立法前面。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探索，為更多的民間NGO贏得參與公益訴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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