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約造成的精神損害,各國立法例不一致,見解不一,大多數的立場是對此持慎重的態度,因為這類損害十分主觀,又無市場價值,此外也有非財產之法益（如人格權、名譽等）被過度“商業化”而漫無邊際,以致無法予以規范控制的危險[1]。我國法學界對違約行為導致的精神損害可否請求賠償,原來的通說持否定態度,主要理由如下:（1）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區別之一,在于是否能夠對精神損害提供補救。只有侵權法才能對精神損害提供補救,而合同法對因違約行為造成的精神損害,原則上是不提供補救的,除非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了精神損害賠償。（2）實行精神損害賠償也不一定符合合同的性質和特點。因為合同本質上是一種交易,需要遵循等價交換原則。一方違約后向另一方支付巨額的違約金,另一方獲得極大的利益,且沒有為此支付代價,并不符合等價交換原則。（3）《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了可預見規則。在違約責任中,對精神損害提供補救違反了該項規則。由于違約所造成的精神損失,因人而異,非違約方因違約產生的痛苦、不安、憂慮等精神損害會有多大,是違約方在締約時不可預見到的,亦非應當預見到的；加上精神損害難以用金錢計算,在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過大時,會給締約人增加過重的風險,于是,對締約顧慮重重,甚至害怕從事交易,從而會嚴重妨害交易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不應當由違約方對該項精神損害負責賠償。（4）在違約造成精神損害的情況下,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已經構成了侵權,受害人完全可以通過侵權的途徑而不是違約的辦法來解決,沒有必要基于違約主張精神損害賠償。（5）精神損害的最大特點是難以用金錢計算和準確確定,迄今為止,精神損害賠償仍然缺乏明確的標準,只能由法官考慮各種參考系數而確定數額,就是說,賦予了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各地法院在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方面大相徑庭,甚至同一地方的法院判決也不一樣,由于目前法官的素質不是太高,不宜在違約中實行精神損害賠償而給法官過大的權力[2]。筆者基本上不贊同上述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否定說（以下簡稱為否定說）。對其第一點理由,作如下反駁:如果否定說的上述斷語是對某些立法例的規定所作的描述,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是站在立法論的立場發表意見,則不盡妥當。因為固有的法律并非應有的法律,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可能會有變化。例如,懲罰性損害賠償在古典合同法上難覓其蹤跡,可是在美國若干個州的合同法上于20世紀卻成了事實[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法釋[2003]7號）也予以了承認（第八條、第九條）。違約場合的精神損害賠償,也存在著現代合同法應否承認的問題。換言之,精神損害賠償,是交由侵權行為法解決,還是允許合同法適當管轄,屬于立法政策問題。承認與否,不宜取決于合同法的過去,而應當考察如今的社會、經濟和倫理有無關于合同法設置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本質要求,此其一。即使是既有的合同法,也有承認精神損害賠償的例證。在英美法系,因違反婚約所造成的精神損害,因違約侵害人身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因被逐出客車或者被拒絕入住旅館等違約行為受到了屈辱和憂慮,運送乘客者、旅館主人、假日旅游的經營者、喪禮的承辦者違反合同,致相對人以精神痛苦,或者其違約是放縱的、魯莽的,致相對人以精神損害,可以裁判精神損害賠償[4]。在Sullivanv.O’Connor案中,針對一位外科醫生給患者做的鼻子整容手術致使她的鼻子更丑,不得已做的第二次手術帶給她了疼痛和痛苦的事實,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判予患者因疼痛、痛苦以及精神苦惱而發生的損害[5]。有的法院考慮合同的性質,在違約行為特別可能導致嚴重的精神痛苦時,作出準予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著名的例子是一系列的“棺材”案件。有的法院則考慮違約的性質,并且在違約行為具有可非難性時（可能因此而構成侵權行為）,或者導致了身體傷害時,就精神痛苦判予賠償[6]。在法國,民法長期不愿意承認對精神損害準以金錢賠償,有些學者至今仍然堅持在違約訴訟中僅僅賠償財產損失。但是現在,法國民法已經允許對違約造成的精神損害予以金錢賠償,并且其適用范圍比英美的普通法允許的還要廣泛。例如,在普通法上,承運人違約釀成事故,乘客因此受到身體傷害時,可以基于合同或者侵權而請求承運人負責賠償。法國法現在已經超出這個范圍,允許就違約造成的精神損害而提起違約之訴。例如,屠夫違約,傷害了消費者的宗教情感,應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再如,雇員違反飼養馬匹的合同義務,致使該馬死亡,應當向馬的主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7]。作為一般原則,德國民法不允許對違約造成的非財產損害予以金錢賠償,但特別規定剝奪女士的自由,使其人格或者健康受到傷害,可以就非財產損害裁判金錢賠償（《德國民法典》第847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