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損害賠償的定量是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中素有爭議的問題。本文從考查中國的已然法和典型案例入手，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精神損害賠償定量在中國成文法傳統下存在的三個癥結，包括：“精神損害賠償”一語通用語義不確定：“精神損害賠償”之訴中各方心態復雜，沖突不斷；精神損害賠償的技術簡陋，忽視制度整合。“精神損害賠償”一語應以中文的普遍語義界定，并引入其他語境下的含義，將其作擴大理解。對于“精神損害賠償”之訴中各方當事人復雜心態則需要法律文化的滲透，是一項系統工程。本文著重從理論上研究了精神損害賠償技術的革新，主張以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商業保險制度和基金管理公司制度相互整合并挖掘它們潛在的司法價值進而將精神損害賠償由加害人完全承擔轉向社會負擔，建立精神損害動態賠償模型。從傳統債法理念的更新，本土法律文化的改良以及法律經濟學三個方面，本文論證了精神損害動態賠償模型的可行性和經濟合理性。本文接著又從制度模型上設計了基金管理模式，社會保障模式以及商業保險模式，其中，以基金管理模式為設計的重點。最后，從應然法的角度設計精神損害動態賠償模型仍然需要司法實踐的證實和完善，但是，精神損害動態賠償模型畢竟提供了一種有益的思路，即精神損害的最終撫平需要社會巨系統的耗散作用和人文關懷。關鍵詞：精神損害，精神損害賠償定量，賠償技術，精神損害動態賠償，法律設計引言-一個本文結構上的說明精神損害賠償定量難是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中的熱點和難點，以往關于精神損害賠償定量研究的成果多拘泥于單純的民法方法論，而缺乏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并且現有研究中許多問題的糾纏不清往往出于現存法律理念的局限和孤立研究的缺陷；其實，解決精神損害賠償定量問題應該實證地分析現有法律制度中的瑕疵，尋根研底。本文第一章即指出精神損害賠償定量難的癥結所在，既而在第二、三章找出解決該癥結的法理基礎，第四章從法律技術的角度設計了精神損害動態賠償制度的模型，最后一章闡明了精神損害消泯的系統論設想和終極關懷的考慮。1.精神損害賠償定量難的司法現實與癥結1.1中國司法實踐中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源起與現狀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伴隨人權理念的闡揚和現代醫學觀念的變革而產生的，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新生的制度。中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濫觴于《大清民律草案》，最初僅限于人身傷亡的精神損害賠償，后經過民國時期才在形式上完備。[1]中間幾經周折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頒行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還不為立法正式確認，但此間的法官造法卻不同程度地醞釀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誕生。二零零一年三月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并開始施行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日益增多的精神損害賠償案件的審理提供了參酌的標準。至此，中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不再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司法實踐中，雖然它僅僅停留在司法解釋的階位上。當然，在《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頒行的前前后后的時間里，習慣法中默認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展示了法律的正義價值，對衡平社會利益，闡揚人權理念發揮了不可小視的作用。由于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積淀，公力救濟向來是當事人的最后選擇；而在民事侵權中，侵權者與被侵權者的私力救濟更為普遍，更何談對無形權利的救濟與維護。但這一厭訟積習已有了相當的扭轉趨勢，中國國民的法律意識包括私權意識已經由萌芽狀態走向成熟。一個跨越十年的典型民事訴訟案件就是明證。該案就是訴由為1988年發生的意外傷害事故，直到1990年當事人父母才提起訴訟，共歷時八年的隋-香訴鐵力市電業局和鐵力市**公司人身損害賠償案。[2]隋-香在遭遇事故時年僅6歲，而到16歲時才等到姍姍而至的判決，這期間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對法律的執著與信心。隋-香一案中，她最終獲陪逾百萬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巨額的精神損害賠償，堪稱精神損害賠償索賠案件勝訴的典范。該案的最大意義在于：受害人有堅定的法律意志去追索人身傷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損害的合法賠償。類似的案件還在不斷地增加之中，特別是近年來媒體和學術界關于此類案件的報道和討論十分頻繁。[3]由此，中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具有了廣泛的社會預期和實證基礎，從個案審查中也可見中國民眾對它的高度心理預期，所以完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