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上的隱私

隱私，作為一個在現代社會被使用最為廣泛的概念之一，認識上對其具體內涵與外延卻存在很大分歧。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乃在于隱私至少有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學和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另一方面，隱私觀念還與地域、歷史、文化、民族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因此存在著地域、文化、民族傳統等許多方面差異。由此，人們常常是在不同的語境下使用這一概念的。從法律上看，目前國內理論界也存在有分歧：有的認為，隱私是個人不愿為他人所知曉和干預的私人生活，它包括個人信息的保密、個人生活不受干擾、個人私事決定的自由三方面[2]；有的認為，隱私又稱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寧不受他人非法干擾，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開等，它分為私人生活安寧、私人信息秘密兩類[3]；也有的認為，隱私，又稱生活秘密，是私人生活中不欲人知的信息[4]；還有觀點認為，隱私，就是私生活，它相對于公共生活而言，是指與公眾無關的純屬個人的私人事務，包括私人的活動、私人的活動空間以及有關私人的一切信息[5].有的認為，隱私是指不愿告人或不為人知的事情[6].

盡管人們對隱私的認識存在分歧，但是，它們都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對隱私的界定是以個人主觀好惡、感受為依據，而忽略了公共利益的關切。這種建立在個人主觀好惡和感受基礎上的隱私必然是因人而異的。如果按照這種觀念，法律上的隱私也必然是一個不確定的范疇，隱私權的范圍也就邊界不清。從法理上講，當法律賦予某一主體權利的同時，也就是對他人行為自由的限制。而當社會公眾面對一個范圍不確定的隱私權時，勢必會動輒動被訴侵權，其行為也就沒有什么自由可言。實際上，目前這種主流觀點屬于深受歐盟影響的極端個人主義隱私觀之反映。歐盟此種隱私觀是在飽受二戰法西斯主義踐踏人權社會折磨后所作出的極端反映，即它是從一種極端走向另一種極端[7]！二是，這種隱私觀完全忽略了不同個人信息的本質及其對主體的不同價值，忽略了不同個人信息對社會公眾知情權、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等公共利益的意義。按照這種隱私觀，一方面，面對個人言行嚴重違法或違反基本社會公德時，社會公眾的言論自由、知情權等憲法權利基本上是一個空殼。另一方面，這種不加區分地把所有個人信息都視為隱私并納入到人格權或隱私權保護之下的做法客觀上對主體是有害無益的[8].鑒于此問題與本文所討論的主旨關系不大，故而，不予展開。

生活實踐和常識告訴我們：并非所有的個人信息都與主體的人格尊嚴有直接關系，故而都應該給予隱私權等人格權的保護。筆者曾經主張，對個人信息應該按照其本質功能―――對主體和社會的根本價值進行分類。而各種不同的個人信息對于主體的根本價值差異恰恰在于其與主體人格尊嚴的關系不同。由此，可以按照與人格尊嚴有無直接關系把個人信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人格尊嚴有直接關系的個人信息，另一類是與人格尊嚴沒有直接關系的個人信息[9].所謂與人格尊嚴有直接關系的個人信息，是指即使不考慮后續的濫用行為，某些個人信息，如裸照、性生活信息等，一般來說，一經披露或為人知悉，即可對主體的尊嚴、社會評價或內心精神造成消極影響。而與人格尊嚴沒有直接關系的個人信息，如電話號碼、家庭住址、工作單位、教育背景等個人信息，對其披露或一般正常的使用都不會對主體造成任何傷害；對主體造成傷害的只能是后續的濫用行為。為此，對于該類個人信息，即使是未經許可的披露或使用，只要不構成濫用，就屬于合理使用范疇。如果屬于濫用，那么，法律應該根據濫用行為所具體侵害的利益為主體提供相應的保護，如立法應該通過承認通信自由或信息自由的方式，對于那些撥打騷擾電話、發送垃圾短信、垃圾郵件等行為予以規制。而不是像歐盟立法和主流觀點所主張的那樣―――不加區分地將所有個人信息視為個人隱私，只要是在個人不愿意的情況下都視為一種隱私侵權行為。這樣，像他人發送垃圾信息或撥打騷擾電話侵害的就是一種侵權行為，主體可以追究其相應的侵權責任。因此，法律規制的重點應該是后續的濫用行為，而不應該是一般的披露或使用行為。否則，勢必會遏制其正常功能的發揮，有礙于社會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