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系某供銷社職工，從1992年始承包供銷社下屬生資柜組。承包期間，經盤存核對，王某柜組貨物出現短缺，王某分別于1994年6月28日、1999年6月24日、2002年2月5日出具三份債務憑證，短缺數額分別為38000元、47144.44元、399.6元，均沒有約定償付時間。而從1994年7月7日至2002年2月7日間王某共向供銷社償付33248元，至今尚欠52396.62元。某供銷社于2004年11月17日向溫州市龍灣區法院起訴，要求王某償付承包債務，而王某抗辯該債務已超過二年訴訟時效。龍灣區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王某欠供銷社債務出具欠款憑證時，雙方沒有約定還款期限，該債務的訴訟時效應在王某最后一次即2002年2月7日履行義務而中斷，訴訟時效應從次日起開始計算，至供銷社起訴的2004年11月17日，時間已過二年，而對王某提出的訴訟時效問題，供銷社未舉證反駁，故供銷社的債權已成自然債權，不應受法律強制保護，一審判決駁回供銷社的訴訟請求。某供銷社不服，向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并委托本律師擔任其二審訴訟代理人。以下是本人在二審庭審時發表的代理詞。

代理詞：

一、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的訴訟時效應在被上訴人最后一次即2002年2月7日履行義務而中斷，訴訟時效從次日開始重新計算。

雖然一審法院沒有明確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但我們可以推測出一審法院實際上是把被上訴人出具欠款條的時間作為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而把被上訴人還款次日作為訴訟時效中斷即重新計算的時間。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不符合《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關于訴訟時效的立法精神。

債務人在應當付款時出具欠款條，只能說明債務人有延期還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說明債務人不愿意還款，這樣，債權人不會認為自己的權利被侵害，只不過是權利實現的時間要遲延罷了。雖然債權人默示對債務人延期還款，但什么時間還款雙方均沒有明示，應屬于約定不明。《民法通則》第88條第二款第(二)項及《合同法》第62條第(四)項規定：“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向債權人履行義務，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債務人可以根據債權人要求還款，也可以在債權人沒有要求的情況下，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適時履行債務。作為債權人，在未約定還款期限的情況下，他隨時可以向債務人主張債權，可能是債務人出具欠條的第二天，也可能為三年、五年之后。一旦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了債權，而只有在債務人明確不還或以其行為表示不愿還款的情況下，債權人的權利才被侵害。即只有在債務人拒絕還款時，訴訟時效才能開始計算。

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被上訴人出具的三張欠款憑證均沒有約定還款期限，即履行期限不明確。在上訴人催討債務過程中，被上訴人只是以自己經濟困難和身體不好拖延付款，并沒有向上訴人明確表示拒絕償付債務，故本案中訴訟時效尚未開始計算，上訴人起訴沒有超過訴訟時效。

二、一審法院將訴訟時效的舉證責任全部分配給了上訴人，即舉證責任倒置的做法是錯誤的，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律和證據規則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六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除少數幾種依法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以外，舉證責任應由提出主張的當事人來承擔。在涉及訴訟時效的案件中，訴訟時效的問題都是債務人提出來的，那么是否存在訴訟時效問題的證據，理所當然應由提出主張的債務人來承擔，而不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讓沒有提出主張的債權人來承擔舉證責任。債務人在證明訴訟時效已經超過的主張時，不應當證明債權人在一定的期限內沒有主張權利，而應當舉證證明他在法定的訴訟時效期間之前明確表示不還款，或者以其行為表示不打算還款，即債務人應當證明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權利被侵害”，且已經超過法定的訴訟時效期間。如果債務人不能證明上述事實，其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從而承擔對其不利的裁判后果。如果債務人能夠證明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權利被侵害”，則債權人應當就訴訟時效中斷事由的發生情形負舉證責任。

為此，懇請二審法院采納上述代理意見，依法撤消一審錯誤判決，改判被上訴人立即支付上訴人庫存短缺款52396.04元，并由被上訴人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二審判決結果：

市中級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上訴人王某欠上訴人某供銷社承包債務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被上訴人于2002年2月7日(最后一次還款日)償還部分欠款后，雙方對尚欠的52396.04元未約定還款期限，上訴人可隨時要求被上訴人履行。現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上訴人向其主張權利，受到其拒絕履行還款義務的事實，因此，本案不存在上訴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的事實。原判以上訴人起訴已超過法律規定的二年訴訟時效為由，作出駁回上訴人訴訟請求的判決錯誤，依法應予糾正。故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被上訴人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給上訴人某供銷社欠款52396.04元，并承擔訴訟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