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蒙某，系某稅務分局局長。1998年12月，被告人蒙某履行職務期間，發現其好友李某任廠長的某棉織廠欠繳應繳稅款10萬余元，事后蒙某出于好友情面未予征繳。直至2001年案發，某棉織廠應繳的稅款10萬余元仍未補征。

【案情摘要】

被告人蒙某，系某稅務分局局長。1998年12月，被告人蒙某履行職務期間，發現其好友李某任廠長的某棉織廠欠繳應繳稅款10萬余元，事后蒙某出于好友情面未予征繳。直至2001年案發，某棉織廠應繳的稅款10萬余元仍未補征。

【意見分歧】

本案中，蒙某的行為是否構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關鍵是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客觀方面成罪要件的“損失”如何認定。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欠稅單位的經濟狀況，欠稅10萬余元尚可補征，蒙某不征稅款的行為并未致使國家的稅款無法征收而實際造成損失，因此，蒙某的行為不能構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欠稅單位的欠稅雖可補征，但在案發時尚未征繳，因此，應認定為蒙某不征稅款的行為造成了重大損失，其行為應構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

【刑事辯護律師評析】

刑法理論上，“犯罪數額”可以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標準進行分類，如分為犯罪實行數額和犯罪結果數額、揮霍數額和追繳、退賠數額、自然人犯罪數額和單位犯罪數額等。“犯罪損失數額”從理論上歸屬于犯罪結果數額，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作用或影響于公私財物后所造成的損失或毀滅的數量。

“犯罪損失數額”的大小，反映出犯罪行為的規模及其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因此，我國刑法在設定罪刑結構時，根據社會生活的具體狀況，將某些經濟犯罪、財產犯罪、職務犯罪等規定為結果犯，并以造成較大損失、造成重大損失、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等類似規定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如刑法第四百零四條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規定：“稅務機關的工作人員徇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應征稅款，致使國家稅收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以“損失”為構成要件的各類犯罪中，“犯罪損失數額”如何認定，關系到行為人的罪與非罪以及刑罰的輕重。而任何犯罪從作案、發案、破案直到審理終結，都可能存在著一定的時間跨度，有時甚至是很長的一段期間。

因此，從作案、案發、偵破、起訴直至審判階段，“犯罪損失數額”可能由于追繳、退賠等因素隨著案件的偵辦、審理過程發生變化。應否和如何確定“犯罪損失數額”作為定罪量刑標準的時間界限，據筆者掌握的材料，理論界鮮有深入探討，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存在以立案時、偵查終結時、起訴時、一審宣判時等為時間界限的各種不同看法和做法。前述案件即是適例。

刑事辯護律師認為，“犯罪損失數額”的認定應該有一定的時間界限，而且，“犯罪損失數額”宜做“成罪損失數額”、“量刑損失數額”的區分，并以不同的時間為計算和認定的界限，以利準確定罪量刑和方便司法操作。

首先，“成罪損失數額”的認定，應統一于偵查機關的立案標準，以偵查機關立案時為時間界限，如果至此損失尚未挽回，并達到立案追訴標準的，偵查機關應依法立案偵查，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不能因立案后追回損失致數額未能達到成罪標準而輕易認定被告人無罪。當然，偵查、起訴機關在辦案過程中可以根據行為人的主觀罪過、認罪態度、數額大小、追繳、退賠情況等因素綜合判定，對情節顯著輕微的作撤銷案件或不起訴處理。

理由在于：公、檢、法分別承擔不同的司法職能，因而在“犯罪損失數額”的認定上可能存在立案標準、起訴標準和審判標準的不同，但三者適用的是同一部刑法，從工作協調的角度出發，司法機關在認定犯罪的標準上應該統一，以免出現因數額的時間變遷公訴機關起訴時構成犯罪而人民法院宣判時認定無罪的矛盾。其次，“量刑損失數額”的認定，應以人民法院審判時為時間界限。如果被告人犯罪所造成損失數額在立案時達到“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數額標準，但在審判時由于退賠、追繳等原因只達到“造成較大損失”的數額標準，則對被告人在定罪的基礎上，應在“造成較大損失”相應的量刑幅度內追究其刑事責任。因為量刑權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關于構成犯罪的“損失”如何認定的共許前提，對于被告人如何量刑，人民法院應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于偵查機關立案后追回的損失數額應依法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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