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刑法》對正當防衛制度的修改

新《刑法》當中，對1979年《刑法》當中對正當防衛作了重大修改，那么新《刑法》中，正當防衛又是如何定義的呢？下面就和小編一起閱讀文章詳細了解。

《刑法》中規定的正當防衛制度，不僅是正當防衛人不負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而且具有積極的社會政治內容。它以法律的形式規定，每個公民都有通過對正在進行不法侵害的犯罪分子造成一定損害的方法進行正當防衛的權利。同時，規定了正當防衛制度，對于犯罪分子就有一種威懾力，從而對預防犯罪具有積極的意義。可見，正當防衛是法律賦予公司在緊迫情況下依靠自身力量同不法侵害行為作斗爭的一項重要權利，歷來都是刑法典的立法重點。

1979年《刑法》第十七條規定：“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權利免受止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當防衛行為，不負刑事責任。正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危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酌情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不可否認，這一條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傳統的正當防衛又觀念基礎之上的立法產物，把正當防衛與刑事犯罪緊密聯系;對正當防衛的界限缺乏明確界定;合司法實踐中對防衛人過于苛求，不能實事求是地處理防衛案件。因此，新《刑法》對正當防衛立法作了重大修改，為公民積極行使正當防衛權提供了明確、具體的條件。

新《刑法》第二十條分三款進行了規定：

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對正在進行的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總的來說，新《刑法》在正當防衛的概念，防衛過當以及無限防衛三個方面對1979年《刑法》作了重大修改。

一、新《刑法》對正當防衛概念的修訂。

1979年《刑法》規定了實行正當防衛的條件，至于什么是正當防衛并未加以解釋。因而在執法活動中，司法人員頭腦中關于正當防衛的概念是刑法教科中的學理性解釋，為了使人們對正當防衛的概念有一個統一的、準確的認識，新《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通過立法解釋，給正當防衛下了一個定義。任何正當防衛都必須具有一定的起因條件，即“合法利益遭受不法侵害”。對于其中的“合法利益”， 1979年刑法界定為“公義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權利”。與之相比，新《刑法》首先明確規定“國家利益”為合法利益，對于任何侵犯國家利益且只有相當緊迫的不法行為均可以實施止當防衛，強調這一點是完全必要的。其次，對于私人利益，新《刑法》明確規定私人‘財產”利益屬于正當防衛制度 所保護的合法利益。 79年《刑法》或許由于制訂當時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以公民個人手中極其貧乏的私人財富，將財產權利籠統地包括在“其他權利”中，客觀上導致了對“合法利益”進行界定時的模糊性和爭議性，在司法實踐中亦給辦案法官留下了極大的自主裁置權。很不利于保護防衛人的正當合法權益。

二、新《刑法》對防衛限度的修訂。

傳統《刑法》觀念認為，正當防衛是“形似犯罪，實質無罪”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觀點來源于前蘇聯的《刑法》理論，因此，一直以來我國理論界將正當防衛放在“排除犯罪性的行為”中加以講授。這種將正當防衛與刑事犯罪緊密聯系的正當防衛觀對新中國的刑事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研究新中國正當防衛的立法軌跡，不難發現，立法者對正當防衛的規定比較保守，可謂是謹慎有余，對于正當防衛權如何不被濫用考慮過多，而對于鼓勵公民積極行使防衛權利同不法侵害行為斗爭考慮的少。

1979年《刑法》對于防衛限度的規定為：“正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危害的，應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危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酌情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一立法至少具有下述缺陷：什么是“必要限度”?什么又是“不應有”危害?一直以來，刑法理論界對此有各種學說，其中的“基本相適應說”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其具體內容是：

(1)防衛人的防衛行為是以有效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的強度基本相適應;

(2)防衛人的防衛行為給不法侵害者所造成的損害是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而且這一損害結果同不法侵害可能造成或正在造成的危害結果基本相適應。

(3)可見，該理論對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界定仍是一個大致可循的標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隨意性和難以操作的缺陷。

立法，理論的不完善往往導致司法實踐中的重大偏差。刑法修改以前;一些司法人員往往忽視了正當防衛的正義性;脫離開正當防衛的動態環境，對防衛人一味評頭品足，求全責備。有的不顧案件的整體事實，單純以結果論防衛的限度，一旦防衛人將不法侵害人打成重傷或打死了，就認為是防衛過當;有的單純以不法侵害者的主觀心理狀態為標準，去衡量防衛限度，如事后查明不法侵害者當時只有傷害的故意，防衛人在防衛中把對方打死了，就認為是防衛過當;有的單純以防衛的工具定防衛的限度，認為能用木棍進行防衛的就不能用鐵鍬，否則即為防衛過當，甚至有的單純以防衛人在防衛中使用了法律所禁止攜帶的工具或自制的武器，就認為是防衛過當;等等。上述種種，都涉及到了正義與邪惡，英雄與罪犯的根本界限問題。

其次,1979年刑法對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規定，完全將防衛人置于法官或法學家的高度，來選擇法律所規定的“必要限度”之內的手段與方法進行防衛。殊不知，防衛人面對不法侵害，往往毫無防備，精神緊張，很難判明不法侵害的意圖和危害程度，更沒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去選擇恰當的防衛方式，工具和限度并預料防衛的結果。因此，法律的這種規定不啻于是對防衛人處處設防，使正義向邪惡讓步，限制、約束正當防衛人的手腳，這無疑是與刑法規定正當防衛制度背道而馳的。新刑法對此的規定為“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這里，必須要清楚地認識到兩點：

其一，對于什么是“明顯超過”，必須結合哲學中質與量的規定加以理解。考察不法侵害人的手段、強度，如果對不法侵害者實際造成的損害后果與足以制止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損害相比，若僅為量上的差別，如都是輕傷，而僅僅是傷勢程度不同，則不為“明顯超過”;若造成了質的差別，如本該造成輕傷即是以制止不法侵害，但卻致人重傷或死亡結果。因此，結合上述分析，我們實際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新刑法大大放寬了有限防衛的限度條件，即只要防衛人未造成重傷、死亡結果，即不存在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構成防衛過當的可能性;而反過來，即使防衛人造成了重傷、死亡結果，根據當時的客觀情況分析，也未必一定構成防衛過當。

另外，還必須強調的一點是，1979年刑法對防衛過當行為的處罰是“應當酌情減輕或免除處罰”。新刑法明確地刪除了“酌情”二字，從而廢除了法院在防衛過當行為量刑上的自由裁量僅，更左右有利于強化對公民正當防衛權利的保護。

三、新《刑法》首次規定了無限防衛權。

新《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首次規定了針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采取無限度的防衛，即使造成了不法侵略者的損害后果也不負刑事責任。這一規定是我國刑法在正當防衛制度上的一個重要突破。它使公民在受到正在進行的暴力犯罪時，能夠站出來進行英勇的反擊，不致于因過多地考慮防衛過當責

任而畏首畏尾，不能適時制服犯罪，從而極大地有利于司法實踐中劃分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正確理解這一嶄新的刑法規定，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首先，必須明確無限防衛是正當防衛的一種。因此，除了沒有限度條件外，正當防衛的其他四個條件：起因條件，防衛時間，防衛對象以及防衛意圖必須同時具備。這一規定不適用于打架斗毆和挑釁性的案件，否則會使有些人利用無限防衛作為侵害他人的合法理由。其次，適用無限防衛的前提必須是：合法利益正遭受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包括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的暴力犯罪。

一、不法侵害行為必須針對人身，使人身利益遭受了十分緊迫的危險，如果僅僅危及到財產的安全，則不能適用無限防衛;

二、針對人身的不法侵害行為必須是借助暴力實施的;

三、這種暴力不法侵害必須達到嚴重的程度，即不采取無限防衛不足制止人身危害結果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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