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法機關對財產刑認識不到位。居于傳統的辦案思維，偵查部門在認識上普遍存在著重視偵查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實，輕查處犯罪分子財產狀況的現象，以至于在犯罪分子被偵查部門抓獲以后，延誤了扣押、凍結犯罪分子財產的最佳實機。由于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對財產刑的執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并錯誤地認為財產刑的執行是人民法院一家的事情，而將這一工作留給人民法院，從而加大了人民法院執行財產刑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

2、財產刑的普遍適用導致執行的工作量增大。在我國刑法中，財產刑(特別是罰金刑)不僅是絕大多數經濟犯罪的法定刑之一，而且是對實施經濟犯罪的單位所適用的惟一刑罰。《刑法》規定的257處財產刑中，有241處規定“并處罰金”或者“并處沒收財產”，僅有一條規定是“可以并處罰金”。這就導致了財產刑適用范圍的加大。

3、犯罪分子自身的經濟條件和人身的特殊性是造成財產刑不能執行的現實原因，而且判決未確定財產刑的履行期限，影響到財產刑的執行。我國刑法典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實踐中人民法院在決定適用罰金刑時，往往沒有查明行為人是否具有經濟履行能力，是否有行為人需要扶養等實際情況，就逕行作出判決;在作出沒收財產時，缺乏對行為人的財產情況進行調查，沒收財產的對象不明確或者沒有將沒收財產的內容在判決書中載明，這樣的財產刑判決往往難以完全執行。而且，刑法沒有規定延期繳納罰金的措施。還有一些犯罪分子判處財產刑后往往隱瞞財產情況，拒不執行。

4、財產刑的執行機構不明確。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條規定，財產刑由第一審人民法院執行。但在人民法院內部，財產刑到底由哪個的部門執行?從了解的其他兄弟法院看，對于財產刑，有的由刑事審判庭執行，有的由執行庭執行，執行機構混亂。由于執行機構不明確，在執行庭不執行財產刑的情況下，而刑事審判庭作為審判業務庭，審理刑事案件尚且自顧不暇，又缺乏相應的執行條件和經驗，單靠刑事審判庭的力量顯然難以有效地執行財產刑，從而導致大量財產刑不能得到執行。

財產刑的執行主體是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對財產刑執行的重要性的認識是否到位決定了財產刑能否最終得到有效地執行。解決財產刑執行難的問題不是人民法院單獨能夠做到的，需要立法機關和其他司法機關的通力合作，共同解決。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希望能夠對財產刑的執行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從立法上完善財產刑制度。立法機關在設計財產刑時，應從現階段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現實入手，并結合犯罪分子犯罪的原因，犯罪分子再社會化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全方位的考量，將財產刑的懲罰與預防功能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統一財產刑的裁量尺度，對于自動履行財產刑的，在主刑的裁量上予以體現，比如說對主刑從輕或減輕，從而凸顯財產刑的適用效果。其次對一些已通過其他手段對犯罪分子進行經濟制裁的犯罪不宜再判處財產刑，例如涉稅犯罪。再次，改變僅根據犯罪情節判處罰金數額的規定，結合考慮犯罪分子的其他實際情況，使罰金刑易于執行。最后在執行中實行罰金延期繳納制度。對由于某種原因暫不能繳納的，根據罪犯的請求，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延期繳納，以保證罰金刑的執行。

二、加強偵查部門、檢察部門、審判部門溝通、協調機制。從目前財產刑的執行情況看，財產刑僅由人民法院執行，與人民法院自身的審判力量不相適應。人民法院沒有對犯罪分子財產狀況進行偵查的職能，判決后犯罪分子的服刑地、戶籍地又不一定是審判機關所在地，因此，人民法院很難單獨完成財產刑的執行任務。這就需要在偵查、起訴、審判等環節加強溝通協調，互相配合，才能使財產刑得以順利地執行。

三、明確財產刑的執行機構，完善財產刑執行措施。財產刑應由人民法院的執行庭(執行局)執行。由執行庭執行財產刑不僅有法律依據，而且符合審執分離的司法體制改革程序性的設計，有利于執行資源的優化組合。對于財產刑的執行措施借鑒國外先進司法經驗，采取財產刑易科執行方法，即財產刑在規定時間未執行者，易科勞役、監禁或從事限制一定自由的義工以代替財產刑。這樣處理，既可以使以隱瞞財產的方法拒不執行財產刑的罪犯難逃其責，也可以使經濟確實困難的犯罪分子通過其他方法創造財富來折抵財產刑。

財產刑作為一種刑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也符合我國懲罰與預防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鑒于目前財產刑的執行數量多、難度大、時間長，建議在執行庭設立專門的刑事案件執行組，統一對刑事案件中涉及財產刑的案件進行執行，以便增強執行人員的工作責任心，不斷總結經驗，提高執行水平，保證刑事案件的執行效果。但是，對犯罪分子適用何種財產刑，則需要從財產刑的立法基礎和社會現狀方面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