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疑不起訴是否必須二次補充偵查嗎？

并非一定要經過補充偵查，如果經過檢察院審查證據不充分，且經過與公安溝通即便補充偵查也確實無法調取新的證據，那就沒有補充偵查的必要，檢察院可以直接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決定，法律規定可以補充偵查二次，如果經過二次補充偵查仍然證據不足的，檢察院應作出不起訴決定。

二、存疑不起訴能否再提起公訴

有人認為，檢察機關作出對存疑不起訴案件發現新證據后可提起公訴的規定，一方面突破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因為該法并未規定存疑不起訴后發現新證據可以再行起訴;另一方面，該規定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極為不利。這種不利表現為：對于存疑不訴的被不起訴人，社會上對其會有“不清不白”的評價，罪與非罪懸而未決，社會各方面的排斥和冷遇時時可遇，日常活動很難開展。同時，由于高檢院對何時發現新證據可再行起訴未作限制性規定，對未發現新證據的人，其直到死還會有案件掛著。因此，一些學者建議取消存疑不訴后再可起訴的規定。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我國法制的基本原則。《刑法》第四條也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控訴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是公安、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責。公安、檢察機關作為控訴犯罪的專門機關，理所當然有權力、也有責任在發現新證據，足以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情況下，向法院提起公訴。

司法實踐中，常有一些案件，由于關鍵證人短期內無法找到，共同犯罪案件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等原因，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況下，往往很難排除一些合理懷疑，而基于辦案期限，為保障人權，只能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但這并不是說犯罪嫌疑人客觀上沒有犯罪，一旦相關證人找到，或者共犯被抓獲，案情就會顯得清清楚楚，此時如能證實原先被不起訴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不將其交付審判，實有悖“違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當然，作為公安、檢察機關也不應忽視客觀存在的社會對存疑不起訴人的消極評價，為保障其權利，應加大對存疑不起訴案件的補查力度，盡量縮短查清案件的時間，早日給存疑不起訴人一個有罪無罪的明確結論。對此，有學者提出公訴時效的概念，即對存疑不起訴后再起訴權的行使規定一個合理的期限，從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宣布之日起計算，在該期限內，檢察機關對被不起訴人未能提起公訴的，不再保留公訴權。筆者認為該建議有其合理性，值得研究。

三、存疑不起訴能否繼續適用強制措施

實踐中有這樣的情況，一些公安機關在檢察機關對存疑不起訴人宣布決定并予以釋放后，立即對其采取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目的是為了便于對案件的進一步偵查，便于控制當事人(被不起訴人)。這樣做不妥。理由有三：

一是這樣做沒有法律法規乃至司法解釋依據。作為執法機關尤其是司法機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法律未規定的權力不得行使，而作為守法者，法無禁止即可為。

二是這樣做不符合“釋放”的本質要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不起訴決定，應當公開宣布，如果被不起訴人在押，應當立即釋放。被釋放意味著獲得自由，而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均是對自由的限制。

三是這樣做不符合不起訴的法律意義。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具有在起訴階段終結刑事訴訟的法律效力，而所謂強制措施，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為了保證偵查、起訴和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現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逃跑、自殺、隱匿罪證、繼續犯罪或進行其他破壞活動，依法采取的暫時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強制方法。強制措施適用于刑事訴訟過程中，而不起訴決定的宣布，標志著刑事訴訟的終結，強制措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條件。

因此，在對存疑不起訴人宣布不起訴決定的同時，應解除對其適用的強制措施。

綜合上面所說的，存疑不起訴也就是說明證據不齊全執法人員沒有作出起訴的權利，而對于不起訴的行為，執法人員在進行處理的時候就會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來作出決定，所以，不起訴說明當事人就沒有任何的犯罪行為，執法人員就須要釋放當事人。

存疑不起訴是否國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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