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個國家都有未成年犯罪的現象，特別是在落后的地區未成年犯罪尤其嚴重，未成年搶劫是其中的一種，我國法律對于未成年搶劫具有嚴格的立案程序。那么，新刑法關于未成年搶劫量刑的一般原則有哪些?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整理一下相關的知識，為大家解答疑惑。

一、未成年搶劫的定罪

1、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搶劫的

現今未成年搶劫越來越低齡化，不滿十四周歲就實施搶劫行為的大有其人，而依我國刑法第17條之規定，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搶劫的，不予刑事處罰，即不構成搶劫罪。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確定搶劫人未滿十四周歲。依我國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首先，依身份證或出身證明等相關證明，實施搶劫的未成年人的真實年齡不滿十四周歲。其次，推定其沒有達到搶劫罪的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即不滿十四周歲。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規定，“對于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已經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且確實無法查明的，應當推定其沒有達到相應法定刑事責任年齡。”

2、未成年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搶劫其他未成年人的

出于對未成年的特殊保護，《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這種情形作了詳細規定，將其分為“不認為是犯罪”和“一般也不認為是犯罪”兩種情況。該解釋第7條第1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隨身攜帶的生活、學習用品或者錢財數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輕微傷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學習、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這種情況要求，主體是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

二、新刑法關于未成年搶劫量刑的一般原則有哪些?

對于量刑，《刑法》第61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有關規定判處。由此，量刑是人民法院對于犯罪人依法裁量并決定刑罰的活動。其前提必須先入罪，依照刑法規定，按罪刑法定原則準確確定罪名，正確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定罪不準，必然造成錯案;定罪雖準確，但量刑不當，畸重畸輕，同樣也會形成錯判。故而，量刑是否適當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量刑是有基本原則的：

首先，責任原則。所謂責任是指承擔法律上的不利益乃至于制裁，其核心是對實施不法行為人實行法律上的制裁。從刑事犯罪的量刑角度而言，責任程度是量刑的重要標準，具有決定是否可判處刑罰的功能。同時，刑罰嚴厲程度來自責任的嚴重程度，它是一種可以加進程度內容的概念，在刑罰必須與責任相適應意義上也具有規定科刑程度及分量功能。而刑法上的責任意味著實施違法行為者所應承受規范性的責難或譴責，因此，最終決定責任大小的就是違法性大小與有責性大小之和。 我國刑法承認“責任”這一法律用語。刑法總則第二章第一節開宗明義就是“犯罪與刑事責任”，而該章節許多條文都使用“應當負刑事責任”或“不負刑事責任”的用語。刑罰的質和量必須對應于犯罪行為的內容，所以，刑罰的量定必須以行為責任的大小為基礎，主要看構成犯罪的事實。如動機、行為、侵犯的客體以及后果。這種犯罪事實首先是進行責任評價時應考慮的情節。當然，行為構成違法，但如果這種行為是出于不可避免或不可期待時，量刑對這種情節就不應加以考慮。實務中常說的“社會影響的大小”在量刑與行為責任的關系中，也是屬于犯罪的基本事實，因而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量刑。這是因為刑罰以非難為前提，應當只考慮那些能夠使犯人遭受非難和譴責的情節，而犯罪對社會的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應當受到非難的，因為它們既非不可避免，也非不可期待，在一般條件下，可以作為量刑時考慮的因素。 有學者提出，社會影響的大小雖然在廣義上屬于行為結果，但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環境條件下卻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影響，所以，這一因素本身不能歸責于行為人本身，將它作為評價對象是欠妥的。筆者認為，就成年人而言，因其對自己行為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事先是有認知的，若有此犯情，應作為量刑因素考慮。但如果是年齡偏幼的未成年人涉及較輕的犯罪，則可作為例外，量刑時不作為考慮因素。因為，未成年人對自己行為后果的認知是缺乏的或者說是不成熟的，若象成年人給予同樣的社會評價是不恰當的。早在1960 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對少年兒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聯合通知》中指出：“少年兒童犯罪的人，還沒有刑法觀念，判刑與否對他們作用不大。”雖然該通知是在1979年頒布“兩法”之前的，但該精神仍可作為確定未成年犯罪人定罪量刑原則時參酌。筆者的上述主張在量刑原理中也能找到支撐。因為，量刑不但是行為責任，也是行為者責任。刑罰的份量，一方面以犯罪行為作為基礎，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在實施行為之際行為人的各種情況，如年齡、性格、經歷等等。只要是行為之際已存在的，就可作為行為人的屬性而構成責任評價的對象。此外，就行為人性格而言，一般可以成為從輕量刑的理由。從加重責任的方向上考慮行為人危險性格是不妥當的。但當性格因素與其他因素相結合時，在特定條件下，也可能對量刑產生一定的微妙影響。 故而，在量刑時，還應當考慮行為人的性格、年齡、行為后的狀況以及行為人個別的特殊情況等等。未成年人是一個特殊主體，因這一人群的心智發育尚不成熟，辨別、控制能力相對較弱，缺乏社會經驗，刑法對追究刑事責任作出嚴格的限制性規定，即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其次，依法量刑原則。1997年《刑法》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罪與罰被以立法的形式確定，取消了類推適用。由于犯罪是以類型性的違法行為作為基礎而構成的，而刑罰質與量的法律規定都與這種被類型化的違法行為之質與量相對應。犯罪與刑罰的關系必須有明確規定，應以客觀性的、類型化的有計量可能的法律為基礎來確定，以立法的形式開列犯罪代價的“價目表”，表明任何犯罪必須以受到刑罰處罰為代價，也表明不同的犯罪有不同的代價，這實際是國家對犯罪的否定，告誡公民不要犯罪。同時，司法人員量定刑罰必須依據刑法分則和刑法修正案規定的法定刑以及總則的從輕、減輕、從重和免除、緩刑的規定進行，量刑的任務正在于把立法上的一般罪刑關系具體化，使刑罰的份量與行為責任及行為者責任相適應。筆者由此想到，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了八種犯罪行為，未成年人一旦觸及，是要承擔刑事責任的，且均是重罪。法律既已制訂并頒布，具有警示作用，我們政府、學校、家庭等應以適當的積極手段，使適齡的少年兒童普遍、具體知曉這八種行為性質及法律后果，因為，1999年6月制定通過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同時，這也是兒童的基本權利，應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事先讓其知曉，以避免觸及，這正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宗旨所在。

其三，罪責刑相一致原則。《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罪責刑相一致既是刑法一般原則，也是量刑的最終結果和目的，其含義是對犯罪人應根據其犯罪事實，確定應承擔的責任，并在相應幅度內判處恰當刑罰，其結果應做到罪、責、刑三者協調一致。它包括兩個方面：從罪行大小來說，既包含以犯罪客觀方面的社會危害性大小為基礎，又包含適當考慮犯罪人主觀惡性深淺、主體的人身危險性大小;從適用范圍來說，既是刑事立法應遵循的，也是刑事司法應執行的。 筆者認為，罪責刑相一致原則在未成年犯罪案件審判中尤為重要。對犯罪的未成年人處罰應當做到罪責刑相一致及與少年的利益相稱，故也被稱為“相稱原則”，并應把少年的福祉作為主導因素。《聯合國少年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有規定，“主管當局采取的反應不僅應當與犯罪的情況和嚴重性相稱，而且應當與少年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相稱”，“在考慮少年的案件時，應把其福祉作為主導因素。”“北京規則”同時建議，不僅應當根據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而且也應根據本人的情況來對少年犯做出反應。罪犯個人的情況(如：社會地位、家庭情況、罪行造成的危害或影響個人情況的因素)應對做出相稱的反應產生影響(如考慮到罪犯為賠償受害人而做出的努力，或注意到其愿意重新做人過有益生活的表示)。針對罪責刑相一致原則，有學者提出，主觀惡性是關于人的內在品質的普遍的，然而又是獨立的評價系統，與道德也一樣，兩者區別在于：道德是包含人性善惡兩面的、全面的評價，既有積極的、正面的道德贊許，也有消極的、負面的道德譴責。而主觀惡性則是針對人性中惡的一面，尤其是反社會性方面的評價，其以罪犯為主要評價對象，且往往與刑罰相聯系并不足為奇，因而在罪犯身上主觀惡性表現得最明顯、最強烈，而刑罰既使罪犯難逃結局，又可加強主觀惡性的譴責力度，但問題在于主觀惡性的大小是抽象的、籠統的、模糊的，而刑罰輕重是具體、明確和清晰的，如將主觀惡性作為罪犯的專用評價系統，將刑罰輕重視作主觀惡性程度的等價讀數，則產生本質上混淆，且主觀惡性的評價并不限于罪犯。再者，刑罰也是獨立的評價系統，其本質上與主觀惡性并不兼容，將主觀惡性放在犯罪與量刑中討論并不恰當。其實，主觀惡性在刑法中地位及定罪量刑作用僅類似于刑法理論上所稱的酌定情節，但它沒有針對性，也沒有特定的表現形式，一般要根據行為人罪前、罪中、罪后的全部表現才能予以評價，一般會在刑罰中有所反映，或者說量刑時一般會顧及主觀惡性的因素，但比重不會很大。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不無道理。在對成年犯罪人的量刑中，主觀惡性考慮的比重不會很大，又何況對未成年犯罪人呢!“人之初、性本善。”對未成年人來說，哪來的“性惡”，且其身心發育尚不成熟，兼具不穩定性和可塑性的雙重特點，在其成長的道路上不是一層不變的。此外，對于“人身危險性”，實務界有兩位法官著文將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2006年司法解釋”)第11條第2款中“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的內容視作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是不恰當的 ，上述解釋內容恰恰是筆者主張的未成年人特殊性，是由其特定的年齡階段而法律給予的一種“優惠”。人身危險性的定義簡言之是再犯的可能性。這是累犯的概念，除累犯之外，實務中也被作為類似主觀惡性一樣的評價系統及司法適用上的酌定情節。 筆者認為，在未成年犯罪人中強調“人身危險性”應該只是極端的個案，不具有普遍意義。所謂人身危險性并不是促成未成年人犯罪的機制因素，而是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人身評價，且是通過事實上的犯罪才能得以證實的人身特征，它對未成年犯罪人來說不是犯罪的原因，而是犯罪的結果，導致未成年犯罪人具有人身危險性的主要因素是外在的諸多社會因素。 我們說，刑罰功能既有懲罰性，又有救濟性;既有報應性，又有補償性;既有嚴厲性，又有寬容性。對構成犯罪的未成年人來說，人民法院一貫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針，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促使這批犯罪錯的未成年人早日回歸社會，從而說明對未成年犯罪人適用的定罪量刑原則與成年人的有著本質區別，其不再具有報應和嚴厲性，即使有懲罰的一面也是為輔的。何況，目前一些省市正在探索和嘗試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滅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中指出：“配合有關部門有條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輕罪犯罪記錄消滅制度，明確其條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我們與其對前科消滅制度孜孜以求，不如先修正和規范對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原則，理順并適時建立其獨立的量刑體系，避免因量刑失衡而導致未成年人累犯不斷“再生”。所以，筆者建議在對構成犯罪的未成年人量刑時不考慮或盡可能淡化所謂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在對未成年犯罪人處罰時，更有一定的特殊原則需考量和強化。

綜上所述，未成年犯罪與父母以及學校的教育有著密切聯系，針對未成年犯罪執法機關應該加強對其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關注犯罪未成年的心理變化，讓其健康正常地融入社會。新刑法關于未成年搶劫量刑的一般原則有哪些？一般有三個原則，每個原則都是依據犯罪事實和嫌疑人特征做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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