誹謗罪之憲政理念的導入

誹謗罪是指故意并散布某種事實，損壞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

雖然誹謗罪之設置并不違憲,但是,鑒于言論自由的高度重要性,對誹謗罪的運用仍需謹慎為之。考察各國之立法、判例、學說,對言論自由的傾斜保護已經至為明顯。對向來以對言論自由嚴密保護為傲的美國自不待言,其已經將誹謗非犯罪化。日本戰后1947年修改刑法時,增設了第230條之2,規定在具備事實的公共性、目的公益性之要件時,允許提供真實性的證明,真實性得到證明時不處罰。日本的學說則圍繞“公然”、“公益性”、“事實的真實性及其證明”展開討論。我國臺灣的刑代寫論文法第310條第3款的規定類似日本,并且在第311條特別規定了不予處罰的四種情形。然而理論與實踐中仍有學者主張將誹謗除罪化，更有臺灣大法官釋字第五2九號解釋對誹謗罪真實性證明的問題予以澄清。

前已述及,就立法的比較而言,實際上我國對誹謗的限制反而更多。然而在實際中,誹謗罪從偵查的發動到實際定罪卻如行云流水,不免令人疑竇叢生。再好的立法,若無相應落實,亦難逃竹籃打水一場空之命運。究其原因,首先是事實真偽之判斷恣意而為,只要一有“不真實”之存在,就被認定為“捏造事實”。其次是公眾人物與普通人未作區分,公共領域的評論受到嚴重桎梏,“帶著鐐銬跳舞”,輿論監督成為一紙具文。再次是我國刑法第246條“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這一規定經常成為公訴機關屢試不爽的殺手锏,甚至成為官員打擊報復公民的神兵利器。因此,我國刑法中的誹謗罪更有導入憲法理念予以重新界定的必要。

在憲法層面上俯視刑法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潮流,以憲法干預刑罰的發動、罪名的認定也成為法治發達國家普遍的做法。日本刑法學的共識是,對于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應當結合戰后制定的日本國憲法的內容和宗旨來加以探討。如果不考慮憲法整體的價值傾向的話,會把國家或者政府的所有利益都包括在法益之內,例如對于政府不利的言論或者游行示威也被作為處罰的對象,它顯然不是日本戰后刑法學中提倡法益論的初衷。在刑事審判中引入憲法的規范和理念,可以避免司法機關做出違背憲法價值觀的裁決。……對于含義不清的刑事條款,司法機關應當運用憲法理念指導解釋工作……所做出的司法解釋,應當有利于拓展憲法權利和自由的范圍,而不能進一步壓縮權利和自由的空間。誹謗罪之司法實務,與憲法所明揭的表見自由息息相關,司法者稍有不慎,或根本欠缺合憲性的思考就會做出不當的裁判,這均足以侵犯人民的基本自由。……適用本罪之時必須特別以憲法所保障的表意自由作思考,避免單純以名譽法益的破壞,輕易定罪科刑,致做出違憲的刑事判決。

就誹謗罪而言,對其限制既可以通過在刑事立法方面設定更為嚴格的犯罪構成要件,或者規定特殊的排除犯罪性的事由來實現;也可以在刑事司法方面對既有的法律規定做限制性解釋,縮小誹謗罪成立的范圍。雖然在本文看來,我國誹謗罪的立法尚有改進的空間,不過在立法尚未修改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法律解釋予以厘清。本文即是在上述憲法理念的指導下,嘗試對誹謗罪中的某些具體問題予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