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隨著利益鏈條的擴大，貪污腐敗現象在政府機關等職能部門仍舊存在，行賄受賄現象也時有發生。同時，我國對于行賄受賄的認定也有相關條例進行了界定，比如當收受財物后上交或者及時退還的，可不算作受賄。然而，如何認定受賄及時退還呢？讓我們通過下文來進行了解。

受賄及時退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九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意見》列舉了案發前退還（上交）財物的兩種情形：一種是“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可簡稱為“及時退還”：另一種是“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可簡稱為“被動退還”。

一、及時退還

“及時退還”，行為入主觀上沒有受賄的故意，客觀上表現為及時退還或者上交，不存在犯罪故意，故不構成犯罪。

除《意見》列舉的兩種退還情形外，在實踐中還有一種情形，即行為人雖未及時退還或者上交，但在收受財物后至案發前的期間內主動退還或者上交的。此種情形可以簡稱為“主動退還”。在該情形下，行為人在接受財物時存在受賄的故意，但經過一定時間段后，因主客觀原因等諸多因素的變化，自己主動退還或者上交收受的財物。從法理分析，行為人既具有受賄的故意，又具有受賄的行為，且犯罪過程已經完成，因此，應當構成受賄罪（既遂），至于后面的退還行為，應當視為犯罪后的“退贓”，可以作為處罰時的量刑情節，但不能改變已然犯罪的性質。實踐中，“主動退還”的情況復雜多樣，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司法機關把握的標準不一，故《意見》對此種情形未作規定。對于“主動退還”情形，可以結合收受財物的時間長短、數額大小以及是否牟利等具體情況，選擇適用不以犯罪論處，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1)“主動退還”一般不會影響構成犯罪，但在少數情況下，行為人雖然接受財物時存在受賄故意，但在較短時間內即出現悔悟，且未為對方謀取利益即主動退還財物，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不以犯罪論處。

(2)在構成犯罪的前提下，考慮到行為人“主動退還”雖然屬于“退贓”情節，但表明其有悔罪表現，主觀惡性較小，對職務廉潔性的損害也相應減小，故對其從寬處罰往往能獲得民眾認同。另對不同退贓行為比較分析，在實踐中，被告人到案后的“積極退贓”行為尚可作為從輕處罰的情節，“主動退還”與“積極退贓”相比，行為人體現的主觀惡性更小，社會危害更低，舉重以明輕，對“主動退還”情形更應當從寬處罰。對案發前“主動退還”的行為從寬處罰有一定的法理基礎、司法基礎和民意基礎。如果無視“主動退還”與“積極退贓”的區別，不利于激勵行為人及時悔罪，也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馳。

二、在具體案件中，對從寬處罰幅度的把握應當考慮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

(1)從退還的時間來看，“主動退還”一般介于“及時退還”和“被動退還”之間，退還時間的遲早反映了悔罪程度的大小，一般而言，越接近“及時退還”情形的，從寬處罰的幅度就越大：越接近“被動退還”情形，退還越晚的，從寬處罰的幅度就越小；

(2)從是否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來看，“主動退還”時已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尤其是非法利益的，從寬的幅度就越小，沒有或者不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從寬的幅度就越大；

(3)收受財物數額的大小，也影響從寬的幅度。根據以上三個方面的因素，結合行為人到案后的認罪態度等情況，分別確定從輕、減輕或免予刑事處罰。對案發前“主動退還”的，首先應當考慮從輕處罰；對數額不大，且沒有為他人牟利，退還時間早，犯罪情節輕微的，可免予刑事處罰；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如果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處罰仍明顯偏重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對受賄行為及時退還情況進行認定，一方面可以降低行賄受賄案件的發生，較為人性化的給國家公職人員一個自我反省與改正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讓國家公職人員以身作則，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以上就是關于受賄及時退還認定的介紹，想要了解更多詳細信息可以向律師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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