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毒品持有者藏匿毒品的行為應定何罪

案情：

2000年10月31日，被告人李某攜帶毒品海洛因3000余克，至被告人于某住室，要求于某為其藏匿毒品。于某答應后，將這些毒品藏匿于自己住室衛生間的天花板上。后被公安機關查獲。

分歧意見：

辦案中，對被告人李某應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沒有異議，但對被告人于某應定何罪卻出現了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于某應定窩藏毒品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于某應定窩藏贓物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于某既不構成窩藏毒品罪，也不構成窩藏贓物罪，而是不構成任何犯罪。

評析：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

第一，從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的邏輯結構看，于某不能定窩藏毒品罪。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款對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已經限定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那么，在接著的“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財物的”的“犯罪分子”前，即使沒有寫明犯罪分子的具體范圍，也應該是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

第二，從刑法“包庇犯罪分子應重于窩藏贓物”的立法本意看，于某也不能定窩藏毒品罪。刑法第三百一十條規定：犯包庇罪、窩藏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犯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前者是包庇、窩藏“人”，后者是窩藏“物”。而兩者的區別是：第三百一十二條有對犯罪情節嚴重的處罰規定，而第三百一十條則沒有類似的規定。顯然，我們可以判斷出，立法本意就認為，在社會危害性上，包庇犯罪分子的行為比窩藏贓物的行為大。這樣的立法本意，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筆者認為，由此也應該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的行為，應重于窩藏毒品的行為。二是既然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其構成的對象須是包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那么，窩藏毒品罪的構成對象，也應該是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窩藏了毒品。換句話說，對包庇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分子的犯罪分子，不能認定為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那么又有何理由認為，對為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分子窩藏毒品的犯罪分子，可以認定為窩藏毒品罪呢?

第三，如果窩藏毒品罪可以包括所有毒品犯罪分子，那么，會產生罪刑不適應的結果。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款將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的構成對象，規定為包庇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而未規定為是指包庇所有毒品犯罪分子，其原因就是這四類毒品犯罪社會危害大。如果窩藏毒品罪的構成對象，可以擴大到為所有毒品犯罪分子窩藏毒品的話，實踐中就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對包庇雖非“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但社會危害性又相當大的毒品犯罪分子的處罰，會明顯輕于危害性相對較小的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或毒贓的處罰。如行為人包庇了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分子，因包庇的是非“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因此不能適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而只能定一般的包庇罪;而如果其包庇的犯罪情節又未達到法律所規定的“嚴重”程度的話，其量刑只能在三年以下。而行為人如果窩藏了最高刑僅三年的容留他人吸毒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的，卻應當適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而定窩藏毒贓罪。由于窩藏毒贓罪存在“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規定，因此，該行為人就完全有可能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樣的處罰結果，顯然違背罪刑相一致原則。

第四，從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看，于某也不能定窩藏毒品罪。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犯前兩款罪，事先通謀的，以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根據這款的規定，說明該條第一款對窩藏毒品罪所規定的“為犯罪分子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財物的”中的“犯罪分子”，顯然是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而不可能是指所有毒品犯罪分子。否則第三款就應該寫以“毒品犯罪共犯論處”。

第五，于某應定窩藏贓物罪。根據以上的分析，于某構不成窩藏毒品罪。但筆者認為，于某窩藏了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分子的毒品卻是事實，而此毒品完全屬于贓物。因為，這3000余克毒品，李某無非是買來的、代為保管的或者是偷來的、搶來的等等，但不管是怎么來的，都屬于非法持有。而非法持有10克以上的海洛因，就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而窩藏已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分子的毒品，理所當然屬于窩藏了贓物。因此，筆者認為，本案中被告人于某應當認定為窩藏贓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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