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貪污對象范圍的認定

傳統刑法理論認為，貪污罪的對象只能是公共財物。根據刑法第9l條規定，公共財物是指國有財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物、用于扶貧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物，在國家機關、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物以公共財物論。在司法實踐中，關于貪污犯罪的對象仍有分歧。

l、不動產能否成為貪污犯罪的對象?人們關于貪污犯罪對象的認識通常停留在動產(如金錢)上，但在司法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中的不動產，是否屬于貪污犯罪的對象呢?筆者認為，公共財物中的不動產也是貪污犯罪侵害的對象。動產與不動產是財物在客觀上的物質表現形態，其本質是一樣的。首先，刑法第9l條規定的公共財物并沒有限制為動產，第382條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也沒有將不動產排除在外。其次，利用職權非法占有公有不動產，具有現實可能性。現實生活中，財產犯罪中的搶劫罪、搶奪罪是以，“當場”為前提，盜竊罪一般需以對象物的“移動”方可完成，挪用類犯罪因立法上規定其對象為資金或者公款而不能以不動產作為犯罪對象，除此之外，詐騙罪、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均可以不動產作為其侵害的對象，不用考慮這種財物是否可移動。對于非法侵占不動產犯罪的既遂、未遂的認定，不以行為人是否辦了房產證為準，而是看他是否實際控制了房屋。

2、公共財物中的無形財產能否成為貪污犯罪的對象?公共財產中的無形財產如電力、電信密碼、知識產權等，如果被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很少有人將其歸為貪污罪之列。筆者認為，公共財物中的無形財物應屬于貪污犯罪的對象，因為公共財物中的無形財產是國家、集體投入一定資金，運用專門技術設備加以開發和生產的，這種物質具有商品的兩重性，其被非法侵占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亞于有形財物被非法侵占的后果。

二、貪污對象去向的認定

貪污案發后，在作案手段和占有財物無法否認的情況下，行為人辯稱所得財物用于“公務開銷”、“經濟交往需要”、“業務應酬使用”、“辦了福利”等自己未得或所得很少時，如何認定其貪污財物數額呢?

l、貪污犯罪既遂的標志是實際占有并控制了貪污對象，犯罪既遂后對貪污對象的處分方式不能改變其行為的性質。犯罪既遂后，犯罪及其數額便作為一種結局不能回復或逆轉，不論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動機是生活困難急需用錢，還是貪圖享受用于揮霍，也不論行為人的主觀動機是為公還是為私，都不影響犯罪的構成。

2、對貪污對象的去向問題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來考慮。雖然貪污對象的去向不能反映犯罪人的主觀故意，但卻反映行為人的犯罪動機，行為人處分貪污對象的方式相對于用于個人揮霍來說，主觀惡性輕，影響對其進行的量刑，如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事后將貪污對象用于公務，可以作為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節。

三、對貪污數額的認定

l、共同貪污犯罪中數額的認定。在共同貪污犯罪中，是按照共同貪污的總額定罪處罰，還是按照事后分贓個人所得的數額定罪處罰?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2條第2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貪污的，按照個人所得數額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別處罰。對**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貪污的總數額處罰；對其他共同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節嚴重的，按照共同貪污的總數額處罰。”這一規定表明，只有對**集團的首要犯罪分子和情節嚴重的主犯；才按照共同犯罪的總數額處罰，對其他共同犯罪人，包括一般主犯在內，都是按照個人所得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處罰。1999年刑法第383條則明確以“個人貪污”的數額規定法定刑幅度，這一規定與共同犯罪的原理相悖。在共同貪污犯罪案件中應理解為個人所參與或者組織、指揮共同貪污的數額，不能只按個人實際分得的贓款數額來認定。但在共同貪污犯罪中，由于共同犯罪結合形式的不同，各共同犯罪人參與犯罪次數的不同，對貪污總額負責范圍也會相應地不同。根據刑法規定，參照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具體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共同盜竊的有關解釋，共同貪污犯罪中共犯所負責的犯罪總額可作如下認定：(1)貪污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對集團預謀以及組織所得的全部貪污的總額負責。(2)貪污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應對其參與組織、指揮的共同貪污的總額負責。(3)貪污犯罪集團或一般共同貪污犯罪中的從犯應對其參與的共同貪污的數額負責，并依照刑法第27條第2款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