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洗錢犯罪現狀我國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由于中央政府對經濟和金融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不存在進行大規模的販毒、貪污賄賂、黑社會組織、金融詐騙等國內犯罪活動的客觀基礎；加上對外封閉，也不存在國際犯罪組織跨國入境進行走私、洗錢等犯罪的可能，因而在1979年制定原刑法時在立法上對洗錢刑事制裁是一片空白。但是，自從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今天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和經濟利益的部門化、地域化，不少地方和部門已經成為大規模營利性犯罪如販毒、走私、貪污賄賂、黑社會組織活動的高發案區。而大規模的營利性的犯罪活動必然產生清洗非法所得及其收益的強大的“市場需求”。因此，目前在我國洗錢已經不再是“空穴來風”，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極大危害的負面社會現象。洗錢案件或者說明顯帶有洗錢性質的案件發案率正在迅速上升，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前，我國洗錢活動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和特點：（一）洗錢活動在經濟發達地區相對集中與嚴重當前在一些地區存在的嚴重走私、販毒等犯罪活動客觀上需要通過洗錢轉移非法所得。在一些沿海發達的省份和地區，走私、販毒等違法犯罪活動相當猖獗，有的甚至是由當地的政府部門直接參與或者在背后支持、縱容的。如廣東省湛江市的市委、海關、公安、邊防、商檢等政府部門的“第一把手”均參與了走私或者因受賄而放縱走私，就是一例明證。大規模的走私活動，犯罪分子必然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轉移其非法所得。從已經破獲的案件看，走私分子轉移清洗非法所得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走私方式將非法所得帶出境外。如1997年9月1日，深圳沙頭角海關查獲建國以來最大的個人隨身攜帶走私外幣案。涉案的2男1女隨身攜帶港幣765萬元、美元176萬元、臺幣141萬元、日元16萬元等外幣，企圖瞞關出境。涉案人員之所以要走私外幣，無疑是要隱瞞與掩飾其所要走私的外幣的不正來路。二是利用“套匯”貿易轉換贓款。如1989年3月，中國廣州鐵路公安查獲香港居民章某通過套匯清洗走私非法收益案。章某向內地走私黃金2萬克，為了把贓款轉移到香港，他與香港秋怡公司達成協議，由其代該公司支付購買的江蘇省無錫市棉紗款83萬人民幣。秋怡公司則在香港將港幣匯入章某的銀行賬戶。通過如此的套匯方式，章某達到了走私非法資金轉移的目的。（二）國際犯罪集團入境洗錢活動頻繁與此同時，國際性犯罪集團也紛紛染指我國，將其在國外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所獲得的非法收益轉移到我國，通過合法的金融交易或者投資貿易，然后將贏利以合法收入再轉回國內。有關資料表明，在我國南方一個城市中的約300家中外合資企業中，就有100家以上具有港澳和臺灣的黑社會背景。在與我國云南省接壤的“金三角”某國，其割據軍隊的司令員向士兵發軍餉竟然是用人民幣，并且一次性就在我國境內的金融機構存款達幾百萬元人民幣。這些錢的來源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與毒品販運有關。另據報道，在震驚中外的張子強犯罪團伙綁架勒索案中，犯罪分子共勒索得逞港幣約15億元。其中，1993年初張子強團伙中的重要成員葉繼歡在佛山市綁架1名港商并勒索400萬元后，葉本人分得其中的200多萬元錢。他用這些錢在廣州市水福路等地購買了多間當輔，還在老家油尾開了一家卡拉OK廳。這些產業均以葉兄弟或兄妹的名義買下并交給他們經營。用犯罪所得的非法收益投資于商業或者房地產，就是一種十分典型的洗錢形式。（二）國內犯罪分子通過洗錢手段大肆轉移贓款國內一些貪官污吏及其他犯罪分子利用金融監管的漏洞，將非法所得轉移到境外，以掩飾犯罪痕跡和逃避司法制裁。例如，1989年中國警方曾成功地偵破一起大陸居民與香港、臺灣不法商人相勾結清洗詐騙犯罪所得贓款的案件。中國銀行北京分行職員吳大鵬利用職務之便，盜竊了行內的4張匯票，并將其中一張金額為87萬美元的匯票匯出國外，通過向幾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轉款后，最終進入新加坡的一家銀行，并企圖將這筆贓款打回國內投資做生意。由于我國警方及時查獲了本案，通過訴訟程序使新加坡高等法院將凍結的這筆87萬美元判歸中國銀行。再如，云南紅塔集團的前任總經理儲時鍵，利用新加坡一個商人為其提供銀行賬戶，將本企業所設的“小金庫”賬外公款300多方美元打到該賬戶實施了貪污，并最終將其分得的100多萬美元轉移到美國其兒子的銀行賬戶上。還有，“法輪功”非法組織的頭目李洪志也將從法輪功練習者手中騙得的大量錢財向境外轉移。據公布的材料，僅1996年，法輪功組織的兩個骨干分子就經手向海外銀行李洪志的賬戶轉移錢款660萬元。據世界銀行的一份統計，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外流的資金高達800—1000億美元。其中有約150億美元是經政府合法批準對外投資的款項，并且近年來每年資金外逃額仍然保持在100億美元的規模。由于存在犯罪黑數的原因，雖然沒有確切的數據表明在外逃的資金中有多少屬于清洗犯罪所得的洗錢資金，但從數百億美元的外流沒有經過政府的合法批準來看，其中有相當巨大的資金與洗錢有關聯，應當是不容置疑的。③因此，從上述三個方面的洗錢形式與特點來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我國，其正常的經濟與金融秩序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洗錢犯罪的困擾和侵害，我們應當對這種日益嚴重的洗錢活動的發展擴張趨勢引起高度的重視和警惕，并且應當有相應的立法與司法措施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