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業賄賂與公職賄賂的概念目前，治理商業賄賂、凈化經濟環境的斗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然而什么是商業賄賂，商業賄賂與公職賄賂的關系如何，這些基本問題并未厘定。當前黨政文件、新聞傳媒中所指的商業賄賂，泛指一切在經濟往來中發生的行賄、受賄、介紹賄賂等行為，其在外延上包括了刑法第163條“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164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以及下列各罪的各一部分行為（在經濟往來中發生的各罪），即第385、386條“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受賄），第389條“行賄罪”（在經濟往來中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第387條“單位受賄罪”，第391條“對單位行賄罪”，第392條“介紹賄賂罪”，第393條“單位行賄罪”。當然，與商業賄賂直接相關的刑法條文還有：第184條關于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金融業務活動中實施的受賄罪或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規定；第388條關于國家工作人員斡旋受賄構成的受賄罪的規定。總之，目前實踐中使用的“商業賄賂”一詞，涵蓋了刑法共計11個法條對賄賂犯罪的規定。可見，這種“商業賄賂”并不是在相對于“公職賄賂”的意義上使用的一個概念。筆者認為，如此使用商業賄賂這一概念，就遮蔽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賄賂行為的重大差異，無助于在立法上和司法上正確評價這兩類賄賂犯罪；換言之，只有在相對于公職賄賂的意義上使用商業賄賂一詞，才能使兩類不同性質的賄賂犯罪的重大差異顯現出來。因此，在相對的意義上，欲知何謂商業賄賂，須先知何謂公職賄賂。公職賄賂應該是指在公共權力行使的過程中發生的賄賂，屬于公共權力尋租范疇。相應地，商業賄賂應該是指在社會權力行使的過程中發生的賄賂，屬于社會權力尋租范疇。商業賄賂與公職賄賂同為賄賂行為，同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制的對象，兩者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方面，商業賄賂營造了公職賄賂所需的社會文化環境。市場經濟根植于市民社會，公共權力與政治國家密切聯系，而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的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言，“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市民社會這一名稱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市民社會的文化模式、行為方式必然會影響到政治國家的運行方式。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有什么樣的國家，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在市民社會商業賄賂猖獗的情境之下是無法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的，因為商業賄賂一旦成為市場的潛規則，就意味著在一切權力——即便只是肇始于作為非公共權力的社會經濟組織的私權力活動——運行中，權力尋租文化已經占著支配性地位，已經起著示范性作用。這種來自于市民社會的、像瘟疫一樣的權力文化必然狂飆突進地席卷整個政治國家領域，成為公職賄賂的社會基因。另一方面，公職賄賂擴展了商業賄賂所在的市場活動范圍。雖然市民社會在邏輯上決定著國家，但在現實的發生過程中，國家并不是市民社會的簡單反映，而恰恰對市民社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場經濟的發展加快了社會結構的分化，而在社會結構分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各類社會組織與經濟實體，它們的出現標志著社會權力的興起，從而使政府將其掌握的原本就應該屬于市民社會的權力交回于社會，這導致了社會權力的增強和政府公權力的萎縮。政府公權力雖然也介入經濟領域，但是，卻退出了微觀經濟領域，主要從宏觀層面進行調控，社會權力則成為微觀經濟領域的主導型力量，這就是政治權力的社會化。在政治權力社會化的過程中，雖然政治權力最終與社會權力相分離，形成兩元化的權力格局，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權力不可避免地要與社會權力交相作用，這就為政治國家中的公職賄賂蔓延到市場經濟領域從而引起商業賄賂提供了可趁之機，最終導致官商勾結，國家公權力成為市場交易中的權力資本和尋租的對象，商業賄賂與公職賄賂糾纏的復雜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