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依照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是指符合第382條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定貪污罪；不符合第382條規定的貪污罪構成要件但符合第271條第1款的，定職務侵占罪，即貪污罪的犯罪對象仍限于公共財產。 我們認為，在我國，貪污罪的犯罪對象限于公共財產。因為，從刑法理論上看，由于刑法的強制力最為強烈，刑法的適用解釋關系人的自由、財產以至生命等重大問題，因此刑法解釋必須符合謙抑性原則。所謂謙抑是指縮減或壓縮。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應當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謙抑性已成為現代刑法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刑法謙抑在質的方面著眼于刑法調整范圍的有限性、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在量的方面則意味著最輕刑罰要求的滿足。謙抑主義表現在刑法解釋上面，就是指在定罪、適用刑罰的解釋中，要采用“緊縮”的態度，以控制處罰范圍和處罰程度。 具體到現行刑法條文中，第382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非法占有公共財產的是貪污罪，犯該罪的最高法定刑為死刑；但對性質近似的職務侵占罪，第271條規定公司、企業人員或其他單位的成員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最高法定刑僅為15年。由此可見，若將“依照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理解為一律構成貪污罪，可能會導致某些宜定為職務侵占罪的情形被定為貪污罪，不利于對被告人人權的保護，不利于體現刑法的謙抑性價值。因此，對“依照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應該理解為，符合第382條規定的貪污罪構成要件的，理應以貪污罪定罪處罰，不符合第382條規定的貪污罪構成要件的，則不宜以貪污罪論處。即貪污罪的犯罪對象限于公共財產。 此外，對“依照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如此理解，與刑法條文中類似用語的含義具有一致性。例如，刑法第265條規定：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刑法第264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金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可見，第265條規定的，“依第264條（盜竊罪）的規定定罪處罰”，是指符合盜竊罪構成要件即“盜竊公私財產，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才定盜竊罪，反之，不宜定為盜竊罪，而不是無論數額和次數，一律定為盜竊罪。類似的例子還有第204條第2款與201條及204條第1款等等。 也許有人認為，依上述解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定貪污罪，最高法定刑為死刑，而同樣的主體以同樣手段非法占有私有財物的，定職務侵占罪，最高法定刑為15年，這是否會助長國家工作人員非法占有所處單位的私有財產的不正之風？并且認為，對貪污罪之所以規定最嚴重的法定刑，主要是因為它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不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因此，國家工作人員代表國家執行公務，即使非法占有的是私有財物，也侵犯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故應予以重罰。 我們認為，上述看法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罪刑法定的原則下，只能對法律明文規定的作出解釋，不能對法律漏洞進行補充。而對法律進行解釋，就不能不考慮到謙抑性原則。因此，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所處單位私有財物的情況，即使要以貪污罪論處，也是屬于立法者的權力，除立法解釋以外的其他刑法解釋是做不到的。 二、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法條之間的關系 有人認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是除國家工作人員以外的在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主管、經手、管理本單位財物的人員，不具有從事公務的特征。還有人認為，職務侵占罪只發生在非國有單位里。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不妥當的。我們認為，職務侵占的主體包括所有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成員，無論是否從事公務；職務侵占罪與貪污罪是法條競合的關系。 首先，對第271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進行文-理解釋，就不能排除國家工作人員成為其主體。眾所周知，刑法解釋方法可分為兩大類：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文-理解釋是指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通常使用方式闡釋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文-理解釋的主要是語詞的含義、語法、標點及標題。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合理，則沒有必要采取論理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不合理或產生多種結論，則必須進行論理解釋。論理解釋是指不拘泥于刑法條文的字面意思，而是從條文的內部結構關系及條文間的相互聯系上，探求立法的意圖、闡明立法的精神所在的解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