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犯罪的概念與研究意義

共同犯罪是我國刑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它是單獨犯罪的對稱，是犯罪的一種復雜形態。根據刑法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共同故意犯罪。我國刑法之所以規定了共同犯罪，是由于共同犯罪比單個犯罪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它可以實施個人不能單獨完成的重大犯罪。共同犯罪常見于司法實踐中，在通常情況下，雖然各行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但由于他們的主觀愿望和行為指向具有一致性，故不難判別是共同犯罪。然而，根據我國刑法作出的規定，這個看起來比較容易理解的概念，卻實之疑難，在學術界廣為爭論。由于共同犯罪的復雜化與多樣化，往往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形成統一的定性認識，這就給司法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因此，為了弄清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性質，做到不枉不縱，確有必要對共同犯罪作出更深入的研究。研究共同犯罪，需要對共同行為人區別對待，以劃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對正確定罪量刑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范圍

在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各行為人之間必須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這種犯罪故意體現在共同犯罪人之間的意思聯絡。也就是說，各個共同犯罪人認識到他們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這種故意內容，既要求共同犯罪人不僅要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性質，且要認識到共同犯罪的整體性質或者能夠概括地預見到共同犯罪行為與共同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那么，什么要素才可能成立“共同故意”呢?就此存在犯罪共同說與行為共同說。犯罪共同說認為，二人以上只能就完全相同的犯罪成立共同犯罪。例如，甲以殺人的故意，乙以傷害的故意，共同對丙實施暴力行為導致丙死亡時，根據犯罪共同說認為，由于甲與乙都是實行犯，但各自觸犯的罪名不同(甲是故意殺人罪，乙是故意傷害罪)，因而不成立共同犯罪;行為共同說(事實共同說)認為，共同犯罪是指數人實施了構成要件中的客觀行為，在“意思聯絡”方面，不要求數人具有共同實現犯罪的意思聯絡，只要行為人與其他人共同參與了犯罪，即使他沒有認識到共同犯罪的整體性質也構成共同犯罪。按照前面的例子，甲與乙共同對丙實施暴力行為導致丙死亡時，便成立共同犯罪。所以，只要客觀行為相同，即使犯意有別，也能說明相同的行為特征。因此，共同犯罪并非特定犯罪的共同，而是依共同行為實現各自的犯意。

對于上述兩種學說，筆者不能茍同。行為共同說的缺陷在于將兩種完全不同的犯罪認定為共同犯罪，這有悖構成要件的原理，過于擴大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圍。如前所述，甲以殺人的故意，乙以傷害的故意，共同對丙實施暴力行為導致丙死亡時，根據行為共同說，甲與乙成立共同正犯，但要么不能回答甲乙二人成立何種犯罪的共同正犯，要么認為甲乙既是故意殺人罪的共同正犯，又是故意傷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再如，甲以殺人的故意，乙以搶劫的故意共同對丙實施暴力行為時，根據行為共同說，甲與乙同時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共同正犯與搶劫罪的共同正犯。但又認為甲只承擔故意殺人罪的責任，乙只承擔搶劫罪的責任。這顯然有悖法理。更為重要的一點。由于此種學說并不要求數人犯罪具有意思聯絡，即只要求行為本身的共同，而不要求故意的共同。那么，行為共同說已經肯定了共同過失的行為也成立共同犯罪的錯誤理論。犯罪共同說在的缺陷是：首先，犯罪共同說雖然旨在限定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圍，但實際上卻沒有達到這一目的，而且擴大了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圍。例如，前述甲乙二人分別以殺人和傷害的故意攻擊丙時，犯罪共同說認為只能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共同正犯，這便導致沒有殺人故意的乙也成立故意殺人罪，因而不適宜。其次，犯罪共同說導致罪名與刑罰分離。如甲教唆乙盜竊而乙卻實行行為是搶劫，犯罪共同說主張認定甲為搶劫罪的教唆犯，但又主張在盜竊罪的法定刑內處罰，即罪名是搶劫罪。而適用盜竊罪的法定刑，這顯然有悖我國刑法中的罪行相適應原則。再者，按照我國刑法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這里的“共同”也并沒有要求整個犯罪過程中的行為都是共同。對于這兩種學說，相比較而言，犯罪共同說略合理一點，但不盡合意，因此，有學者提倡“部分犯罪共同說”，此學說認為：“二人以上雖然共同實施了不同犯罪，但當不同犯罪之間具有重合的性質時，則在重合的限度內成立共同犯罪”。例如，甲以故意殺人的故意，乙以傷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時，在故意傷害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但由于甲具有殺人的故意與行為，對甲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再如，A教唆B敲詐勒索他人財務而B實施了搶劫行為時，AB在重合的限度范圍內即敲詐勒索罪的限度范圍內成立共犯。但由于B具有搶劫的故意與行為，對B應認定為搶劫罪。對此觀點，筆者基本贊同，但認為應主張“構成要件共同說”更為貼切一點。因此，筆者認為，共犯的成立不要求整個犯罪行為共同，只要有一部分構成要件的行為共同，就可以成立共犯。因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這表明只有二人以上以相同的故意實施了相同的行為，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當二人上的內容與行為內容完全相同時，才成立共同犯罪。例如，甲邀約乙去搶劫丙，甲有殺死丙的故意，在搶劫過程中甲將丙殺死。按照行為共同說，如果不考慮到甲乙二人的主觀因素，認為成立殺人罪的共同正犯，對沒有殺人故意的乙來說是極不公平的。按照犯罪共同說，甲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乙的行為構成搶劫罪。由于二人觸犯的罪名不同，故甲與乙不成立共同犯罪。那么，更談不上主犯與從犯的劃分問題了，因而不能對乙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顯然不合法理了。如果引入“構成要件共同說”，便能合理解決這一問題了。就這個觀點來說，甲與乙在著手實施搶劫時而沒有造成丙死亡前成立共同犯罪是無可厚非的，在這個階段便應劃分主從犯，倘若甲機遇故意將丙殺死時，在認定其構成故意殺人罪時，不應否定其和乙先前的共同搶劫過程，二人在此過程總的共同行為的話，勢必造成了在甲沒有殺丙時乙是從犯，而殺了丙時乙就不是從犯的邏輯錯誤。對此，筆者認為，應當作共同犯罪來對待，在分別定罪的基個進行礎上，應進行主從劃分。只有這樣，才能符合我國刑法罪行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因此，筆者主張，對觸犯同種罪名應稱為純正的共同犯罪，對觸犯不同罪名的共同犯罪應稱為不純正的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