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是刑事訴訟主體中的核心人物，整個案件都是圍繞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進行的，因此，其地位尤為復雜、重要。從單位犯罪的法律后果來看，能夠充當單位犯罪案件被告人的，無非包括犯罪單位本身和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司法實踐中，較難把握的恐怕就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尺度問題。一旦認定失準，將會造成被告人的錯列或遺漏，從而可能步入罪及無故或放縱罪犯之端，所以必須持慎重的態度，科學把握、準確界定。

何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當前沒有明文的法律解釋，從作者手頭掌握的資料來看，理論上大多認為是指在單位中對單位犯罪起主要決策作用的主管人員，主要是法人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主管人員可能是一人，亦可能不只一人，如震驚中外的“綦江虹橋垮塌案”，在該案中起主要決策作用的主管人員就涉及原縣委書記、副書記、副市長等數人。

對單位犯罪起主要決策作用，這是追究單位領導刑事責任的基礎。一般來說，單位領導對單位犯罪起主要決策作用，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屬于決策者，是單位犯罪意圖、犯罪計劃的創制者;二是沒有參與決策，但平時疏于管理，對工作嚴重不負責，致使有美部門放任自流、公然進行單位犯罪活動，抑或對單位犯罪采取放任態度，聽之任之，不加以制止。有的同志表示出與作者不盡相同乃至相左的看法，他們認為，在司法實踐中要注意將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與在單位決策機構里反對犯罪或者沒有積極主張犯罪，僅僅同意但沒有具體參與單位犯罪實施的一般管理人員區別開來，還要注意將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與因官僚作風而對下屬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應當知道卻不知道的人區別開來，這些觀點是有一定的道理，值得研究和總結。

何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法理論界意見就不一致了，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2}：一種認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指直接實施單位犯罪的行為，具體完成單位犯罪計劃的人;一種認為指在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授意、指揮、組織下，積極參與實施單位犯罪的單位內部工作人員;還有一種認為指為了實現單位的犯罪意圖積極參與實施單位犯罪的單位內部一般工作人員。相比之下，作者認為第三種觀點更為確切，前兩種觀點的局限性，如同《試論單位犯罪中責任人的決定與處罰》一文作者所言，“第一種觀點只從行為人客觀方面著手考慮其他責任人含義，而忽視了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顧此失彼;第二種觀點雖注意到行為人的主觀上是實現犯罪意圖，但不夠準確，把單位的意圖理解為主管人員的意圖，這勢必使一部分積極實施單位犯罪行為，而沒有主管人員的授意、組織、指揮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逃避法律的追究。”不過，作者認為，第三種觀點給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所下之定義亦非盡善盡美，其關于單位內部一般工作人員的提法值得推敲，因在單位犯罪案件中，直接實施犯罪行為的單位人員除了單位內部一般員工外，還可能包括既非一般員工又非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單位內部中層領導等，所以第三種觀點應作適當的修正，建議取消一般一詞。

在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中，要避免將參與實施單位犯罪的人員概以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論處的錯誤傾向，只有對在單位犯罪具體實施中起一定積極作用的人員，才能認定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對那些只是依職責消極地執行單位決策的人員，不宜以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其刑事責任。

順便一提的是，在目前處理單位犯罪當中，有些法院的判決書稱為“被告單位”，如上海華生電扇二分廠、穆*財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案，上海市閘北區法院的判決書，便稱為被告單位：上海華生電扇二分廠{3}。筆者以為，此乃畫蛇添足，若以此而論，自然人犯罪豈不要稱為被告自然人，且不說被告一詞易與民事訴訟中的被告混為一談，被告人一詞完全可以將法人或非法人單位概括其中，而且，《刑事訴訟法》中只有被告人而無被告單位的用語，所以被告單位這一提法不夠嚴謹，不利于嚴肅執法，應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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